胡佛研究所访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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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着手复印资料时，才了解到胡佛研究所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档案管理人员看到我们摆出大量复印的样子，立即前来制止。我们被告知，必须写一份自己的研究计划，说明利用档案的目的，然后方可印制。但按规定，一个来查阅档案的学者，一年内复印量不能超过100页。这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几天停留中，可能根本印不到材料。经过“艰难”交涉，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胡佛研究所特藏部的性质。原来，大部分私人档案名义上捐献给胡佛所，但胡佛所对这些捐赠并没有所有权。其性质是代为保存。这样，如果一个研究者大量复制文献，就可能引起版权麻烦，文献捐献者会坚决反对。因此，胡佛所把维护捐献者利益放在首位。对胡佛所说来，这似乎是个悖论：既然保存材料又开放供人利用，却又要对利用者加以限制，这不是两面不讨好吗?但仔细琢磨，其中奥秘有相当的道理。原来，胡佛所正是通过这种对文献捐献者利益的维护，来确立自己的信誉，使更多的文献捐献者放心地把文献提供出来。而越多的文献捐献者将重要文献捐献给胡佛所，胡佛所就越能构成自己卓著的收藏、利用风格。胡佛所私人文献之所以越藏越多，正是这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中国民间和私人手里也握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而我们没有像胡佛所这样的机构来收藏保存它们，以致很多重要档案流落到潘家园之类的旧书市场。其次，设立有信誉而又非国家专门档案机构的文献收藏部门非常有必要。因为，大多数私人文献不可能依程序进入国家档案馆，而无信誉非权威的收藏部门，捐献者又不会放心提供。于是，只好让大量重要史料“失传”、湮没于“废纸”中。当然，这扯得有点远了。经过努力，我们算是“疏通”关节，在几天之内，复印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材料。以下分别加以介绍之。
关于战时的国际援助问题。从1937年到日本投降，美国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共六次，总计价值6.7亿美元，它们分别是1938年12月15日的桐油借款，计2500万美元；1940年3月7日滇锡借款，计2000万美元；1940年9月25日钨砂借款，计2500万美元；12月1日信用借款，计1亿美元；1942年2月7日贷款，计5亿美元。这六笔贷款中，宋子文是后四笔借款和贷款的主要谈判人和协调人。目前学术界对这六笔借款的特点和在中国运用情况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对于这些笔借款和贷款形成的来龙去脉，特别中美双方的谈判情况、借款和贷款的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均缺乏完整描述和系统研究。我们这次查阅宋子文档案，收集了42份有关上述借款和贷款的资料和文献。这些档案中有中美双方的往来电报、宋子文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谈话报告、借款和贷款的详尽清单、国际社会对美国上述活动的反映等等都有详细记录。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40年中国政府争取美国将援助法国的战备物资转供中国以及争取加拿大政府军事物资援助的档案资料。档案显示，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府就向美国政府提出将原来援助法国的各类物资转给中国使用。为此，宋子文在美国游走各方之间，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磋商和协调，结果部分实现了转供中国的目的。此外，1943年加拿大政府通过援助盟军法案后，中国政府曾经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一笔巨额军事物资援助，但是“美军部秘密提出抗议，谓该项军火未得史迪威同意不能通过”。为了争取获得这项援助，宋子文多次秘密会晤加拿大总理及美国有关部门负责人，陈说援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并通过各种手段，排除美国政府的顾虑和担心，最终也部分实现了目的。
关于缅甸战役的情况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成立了中国战区，但是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盟国也没有具体讨论过中国大陆的战略指挥和部署，中国基本上仍是独立作战。在军事上，中国与美英军发生直接关系的就是缅甸战役。因此，国内外史学界普遍认为，盟国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的合作和纷争，构成了大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向。1942年初，日军攻占缅甸，至5月，日军分别进抵中国云南省境内怒江西岸和缅印北部边界，至此，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缅甸保卫战失败后，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中美英之间矛盾陡然呈现。对于缅甸保卫战失败的原因，中国方面将主要责任归结于美方，这样在1942年6、7月间，中美之间出现了两国结盟以来第一次危机。8月，在中美矛盾得到初步缓解后，双方在收复缅甸问题上达成一致，而此时英国方面却强烈地反对中美双方拟定的收复缅甸计划。一时间，各方矛盾错综复杂。在此次查阅宋子文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91份涉及上述事件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十分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政府与美国、英国等盟国的沟通情况，特别是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因素——克里访华前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情况资料；宋子文参与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情况；为了说服英国政府支持缅甸战役计划，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英国方面的谈判、磋商和会晤情况；中美英协商制定、修改和调整缅甸战役作战计划的情况等。
还有一部分蒋介石与宋子文间的密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方面反应强烈，认为蒋介石要打内战，以致不能积极抗日。美国的反应出乎蒋介石意料，他对此极为担忧，特别是担心美方因此会大大减少援华军事和民用物资。为此，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找罗斯福说明情况。宋子文即与罗斯福面谈，说明解决新四军是为了整肃纪律，绝非内战。实际骗得了美国的信任。过去我们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尚未详细掌握美国这种态度的形成和转变过程，这一次可以说是增加了“见识”。
关于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问题。1942年以后，德日法西斯必然溃败的局面已经呈现，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程，美国提出“关于战后世界的总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消灭老的殖民帝国，确立新的大国体制”。美国的战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制，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反复强调，战后盟国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这种合作既要通过一个相应的国际组织，又要通过大国之间恰当地划分势力范围来实现。美国的这些设想显然与英国宣扬的战后“各国依靠它们的传统生存，否则就会灭亡”的老殖民意识存在很大分歧。为了协调双方关系，1943年3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美国。从宋子文档案可以看出，在艾登离开美国的当天，罗斯福总统就会晤了宋子文，明确告诉宋“战后国际组织当以四大国为主体，负责领导。不能采取如前次国联各小国之方。因此，四大国应及早有共同一致的政策”。美国出于控制东亚的目的，力挺中国树立大国地位，拉拢中国，对抗英国。罗斯福明确告诉宋子文：“美国各方对丘吉尔演说轻视中国甚为反对”，“中国将在美国的帮助下，五十年内真正成为世界大国”。5月，罗斯福再次向宋子文详细介绍了策划中的国际组织情况。罗说：“两个国际组织，一个为四强组织，负世界治安之巡警；一个为联合国政治组织。四强组织还将包括南美洲两国、亚洲一国、欧洲两国、地中海东岸一国、英国自治领一国，共11国组成。”罗斯福让宋子文尽速将上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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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着手复印资料时，才了解到胡佛研究所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档案管理人员看到我们摆出大量复印的样子，立即前来制止。我们被告知，必须写一份自己的研究计划，说明利用档案的目的，然后方可印制。但按规定，一个来查阅档案的学者，一年内复印量不能超过100页。这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几天停留中，可能根本印不到材料。经过“艰难”交涉，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胡佛研究所特藏部的性质。原来，大部分私人档案名义上捐献给胡佛所，但胡佛所对这些捐赠并没有所有权。其性质是代为保存。这样，如果一个研究者大量复制文献，就可能引起版权麻烦，文献捐献者会坚决反对。因此，胡佛所把维护捐献者利益放在首位。对胡佛所说来，这似乎是个悖论：既然保存材料又开放供人利用，却又要对利用者加以限制，这不是两面不讨好吗?但仔细琢磨，其中奥秘有相当的道理。原来，胡佛所正是通过这种对文献捐献者利益的维护，来确立自己的信誉，使更多的文献捐献者放心地把文献提供出来。而越多的文献捐献者将重要文献捐献给胡佛所，胡佛所就越能构成自己卓著的收藏、利用风格。胡佛所私人文献之所以越藏越多，正是这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中国民间和私人手里也握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而我们没有像胡佛所这样的机构来收藏保存它们，以致很多重要档案流落到潘家园之类的旧书市场。其次，设立有信誉而又非国家专门档案机构的文献收藏部门非常有必要。因为，大多数私人文献不可能依程序进入国家档案馆，而无信誉非权威的收藏部门，捐献者又不会放心提供。于是，只好让大量重要史料“失传”、湮没于“废纸”中。当然，这扯得有点远了。经过努力，我们算是“疏通”关节，在几天之内，复印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材料。以下分别加以介绍之。
关于战时的国际援助问题。从1937年到日本投降，美国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共六次，总计价值6.7亿美元，它们分别是1938年12月15日的桐油借款，计2500万美元；1940年3月7日滇锡借款，计2000万美元；1940年9月25日钨砂借款，计2500万美元；12月1日信用借款，计1亿美元；1942年2月7日贷款，计5亿美元。这六笔贷款中，宋子文是后四笔借款和贷款的主要谈判人和协调人。目前学术界对这六笔借款的特点和在中国运用情况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对于这些笔借款和贷款形成的来龙去脉，特别中美双方的谈判情况、借款和贷款的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均缺乏完整描述和系统研究。我们这次查阅宋子文档案，收集了42份有关上述借款和贷款的资料和文献。这些档案中有中美双方的往来电报、宋子文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谈话报告、借款和贷款的详尽清单、国际社会对美国上述活动的反映等等都有详细记录。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40年中国政府争取美国将援助法国的战备物资转供中国以及争取加拿大政府军事物资援助的档案资料。档案显示，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府就向美国政府提出将原来援助法国的各类物资转给中国使用。为此，宋子文在美国游走各方之间，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磋商和协调，结果部分实现了转供中国的目的。此外，1943年加拿大政府通过援助盟军法案后，中国政府曾经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一笔巨额军事物资援助，但是“美军部秘密提出抗议，谓该项军火未得史迪威同意不能通过”。为了争取获得这项援助，宋子文多次秘密会晤加拿大总理及美国有关部门负责人，陈说援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并通过各种手段，排除美国政府的顾虑和担心，最终也部分实现了目的。
关于缅甸战役的情况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成立了中国战区，但是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盟国也没有具体讨论过中国大陆的战略指挥和部署，中国基本上仍是独立作战。在军事上，中国与美英军发生直接关系的就是缅甸战役。因此，国内外史学界普遍认为，盟国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的合作和纷争，构成了大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向。1942年初，日军攻占缅甸，至5月，日军分别进抵中国云南省境内怒江西岸和缅印北部边界，至此，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缅甸保卫战失败后，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中美英之间矛盾陡然呈现。对于缅甸保卫战失败的原因，中国方面将主要责任归结于美方，这样在1942年6、7月间，中美之间出现了两国结盟以来第一次危机。8月，在中美矛盾得到初步缓解后，双方在收复缅甸问题上达成一致，而此时英国方面却强烈地反对中美双方拟定的收复缅甸计划。一时间，各方矛盾错综复杂。在此次查阅宋子文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91份涉及上述事件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十分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政府与美国、英国等盟国的沟通情况，特别是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因素——克里访华前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情况资料；宋子文参与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情况；为了说服英国政府支持缅甸战役计划，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英国方面的谈判、磋商和会晤情况；中美英协商制定、修改和调整缅甸战役作战计划的情况等。
还有一部分蒋介石与宋子文间的密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方面反应强烈，认为蒋介石要打内战，以致不能积极抗日。美国的反应出乎蒋介石意料，他对此极为担忧，特别是担心美方因此会大大减少援华军事和民用物资。为此，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找罗斯福说明情况。宋子文即与罗斯福面谈，说明解决新四军是为了整肃纪律，绝非内战。实际骗得了美国的信任。过去我们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尚未详细掌握美国这种态度的形成和转变过程，这一次可以说是增加了“见识”。
关于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问题。1942年以后，德日法西斯必然溃败的局面已经呈现，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程，美国提出“关于战后世界的总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消灭老的殖民帝国，确立新的大国体制”。美国的战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制，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反复强调，战后盟国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这种合作既要通过一个相应的国际组织，又要通过大国之间恰当地划分势力范围来实现。美国的这些设想显然与英国宣扬的战后“各国依靠它们的传统生存，否则就会灭亡”的老殖民意识存在很大分歧。为了协调双方关系，1943年3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美国。从宋子文档案可以看出，在艾登离开美国的当天，罗斯福总统就会晤了宋子文，明确告诉宋“战后国际组织当以四大国为主体，负责领导。不能采取如前次国联各小国之方。因此，四大国应及早有共同一致的政策”。美国出于控制东亚的目的，力挺中国树立大国地位，拉拢中国，对抗英国。罗斯福明确告诉宋子文：“美国各方对丘吉尔演说轻视中国甚为反对”，“中国将在美国的帮助下，五十年内真正成为世界大国”。5月，罗斯福再次向宋子文详细介绍了策划中的国际组织情况。罗说：“两个国际组织，一个为四强组织，负世界治安之巡警；一个为联合国政治组织。四强组织还将包括南美洲两国、亚洲一国、欧洲两国、地中海东岸一国、英国自治领一国，共11国组成。”罗斯福让宋子文尽速将上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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