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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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也随着两德统一而永远消失。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差、巨大的历史戏谑。
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诉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的问题的确比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他们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及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出现了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的尺度。结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有不同意见，不能说出来。加之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而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头，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论起关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是有这个想法的。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法的。不过，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的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了墙以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记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一些改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用市场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计划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是，东德党必须把过去的改革措施都改过来。苏联对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博士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以后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当时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这个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后来，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应地提高。可事实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经济却不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博士对我说，他认为当时东德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展开竞赛。他说，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在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创造自由的情形下，是不能实现的。关键是体制。如果一个体制不能允许你有自由的想象，很多都是主观命令，那多聪明的头脑也创造不出奇迹。高科技和高技术需要人们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需要有创造和想象的空间。一个党和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主观地人为地要求科学家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总是凭主观意志去组织科学家们的研究。主观地制定计划，主观地要求人们去干什么，就必然造成很多限制，制造一些很可笑的规定。博士认为，就如同其他体制问题一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也是体制决定一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德人事实上看到了体制问题，知道经济发展缓慢，没有活力，是由于僵化的体制，但没有办法。因为人们熟悉了这种状况，甚至负责干部，也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忌讳谈论这些问题。
博士告诉我他的一个亲身体会。他说，我1979年从中国回来，到中央联络部任职，但在此之前，要有一年时间去党校学习。党校的校长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学生思想进行严格控制。当时学校也召开很多的讨论会。因为学员都是从政府各个部门派来的，了解很多实际情况。但学校的讨论会却开得非常乏味，因为在会上不允许讲其他的东西，总是不断地重复党的文件。可我们在私下里，都在谈论当前党和国家的形势，大家心里都明白，知道党和国家正在通过一个重大关口。博士说，从北京回来后的这一年党校生活很可怕，它就像是党闭塞言路和抑制声息的一个窗口。社会应该是多种元素并存的，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不能只依靠一种方式，也就是领导人的命令方式。如果那样，无疑非常危险，必须打开这种限制。
关于民主德国1989年丢掉政权问题，博士认为，要确切解释它，还必须了解东德的某些特殊因素，这就是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在1989年底，各地游行者提出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其内涵是，应该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我们是一个人民”，这是适应着德国统一这样的心理需求的。这一口号的变化，明显受外部影响，是西德搞起来的。他们是在利用德国古老的民族理念。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两德会很快统一，例如拉方丹就说，统一大概要十年时间。然而，突然流行的这个口号，使民主德国的失败步伐大大加快。西部的政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柏林墙边开会，推行国家统一的思想。1990年3月，东德第一次举行了所谓自由选举，结果共产党获得的席位才11%。博士说，其实不是围墙一开民主德国就不行了。因为1961年以后，民德方是开了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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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也随着两德统一而永远消失。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差、巨大的历史戏谑。
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诉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的问题的确比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他们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及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出现了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的尺度。结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有不同意见，不能说出来。加之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而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头，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论起关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是有这个想法的。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法的。不过，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的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了墙以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记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一些改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用市场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计划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是，东德党必须把过去的改革措施都改过来。苏联对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博士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以后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当时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这个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后来，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应地提高。可事实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经济却不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博士对我说，他认为当时东德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展开竞赛。他说，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在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创造自由的情形下，是不能实现的。关键是体制。如果一个体制不能允许你有自由的想象，很多都是主观命令，那多聪明的头脑也创造不出奇迹。高科技和高技术需要人们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需要有创造和想象的空间。一个党和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主观地人为地要求科学家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总是凭主观意志去组织科学家们的研究。主观地制定计划，主观地要求人们去干什么，就必然造成很多限制，制造一些很可笑的规定。博士认为，就如同其他体制问题一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也是体制决定一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德人事实上看到了体制问题，知道经济发展缓慢，没有活力，是由于僵化的体制，但没有办法。因为人们熟悉了这种状况，甚至负责干部，也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忌讳谈论这些问题。
博士告诉我他的一个亲身体会。他说，我1979年从中国回来，到中央联络部任职，但在此之前，要有一年时间去党校学习。党校的校长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学生思想进行严格控制。当时学校也召开很多的讨论会。因为学员都是从政府各个部门派来的，了解很多实际情况。但学校的讨论会却开得非常乏味，因为在会上不允许讲其他的东西，总是不断地重复党的文件。可我们在私下里，都在谈论当前党和国家的形势，大家心里都明白，知道党和国家正在通过一个重大关口。博士说，从北京回来后的这一年党校生活很可怕，它就像是党闭塞言路和抑制声息的一个窗口。社会应该是多种元素并存的，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不能只依靠一种方式，也就是领导人的命令方式。如果那样，无疑非常危险，必须打开这种限制。
关于民主德国1989年丢掉政权问题，博士认为，要确切解释它，还必须了解东德的某些特殊因素，这就是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在1989年底，各地游行者提出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其内涵是，应该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我们是一个人民”，这是适应着德国统一这样的心理需求的。这一口号的变化，明显受外部影响，是西德搞起来的。他们是在利用德国古老的民族理念。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两德会很快统一，例如拉方丹就说，统一大概要十年时间。然而，突然流行的这个口号，使民主德国的失败步伐大大加快。西部的政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柏林墙边开会，推行国家统一的思想。1990年3月，东德第一次举行了所谓自由选举，结果共产党获得的席位才11%。博士说，其实不是围墙一开民主德国就不行了。因为1961年以后，民德方是开了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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