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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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可以通过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自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羡慕西方，西部的政党力量也变得强大了。特别是拉方丹执政以后，西部倒东部的力量增大了。
作为反思，博士指出，我们的让权迫不得已。如果不让，就只有一种选择：动用武力。而动用武力，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中心，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里驻有20万苏联军队，这就更加危险。如果东德军队镇压游行，那苏联军队会作出反应。如果发生武力事件，比如西部的人也被击中等等，那西德军队也会作出反应，整个形势就将是爆炸性的了。因此，博士说，不是因为我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和选举本身的失败，才使东德党最终丢失了政权。而是在选举之前，我们已经丢失了人民的大多数。这是我们政策错误造成的，是一直以来国内政策的结果。人民已经不信任这个政权了。后来，人们对1989年、1990年的整个情况进行反思。人们善良地希望，如果当时能把两个制度好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事情将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在我们东德没有失业，社会保险和医疗措施非常完善，还有很发达的教育体制。如果再有西方式的市场和自由旅行权利，那就完美了。很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这实在太天真了。
博士认为，其实在1989年，大部分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都是希望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并非一定要推倒社会主义制度。大多数人是想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改革民主德国。因为，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比较，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并不坏。相对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东德生活水平是高的。在许多方面有很快发展，很多事情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人民生活相对轻松。如果同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比较，东德人更信赖社会主义。甚至东德人比苏联人更对社会主义有感情。因为东德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并不错。而苏联则普遍地被认为是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肆扩张，人们就不能公开说民德的好处了。因为在刻意的宣传下，谁还会相信社会主义干的那些“蠢事”呢？因此，再要回到民德是不可能了。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穷人，对过去很是怀念。比如怀念过去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等。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学习民德的某些社会性政策，比如芬兰就学习民德时期关于儿童教育的体制。
说到此，艾廷格尔博士显得有些激动。从上面的谈话看，他对整个八九剧变有着深入的反思。这些反思表明，他绝非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的政治经验和学识，使他对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他认为，从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上说，或者从东德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人们实际对社会主义最高的评价，就是社会公正。他对我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分化，而社会主义的主张完全不同。因为人就是人。他的发展不能取决于他父母的金钱。健康和教育虽必不可少，但在人的需求取向上，它们还排在后面。主要的东西是社会公正。博士说，如果你在柏林大街上问任何一个德国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他们肯定会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主义。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里没有搞好，有很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普遍理想。1990年，当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讨论同西部的党合并时，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我们不是想在三五年就实现它，但你必须设立这样一个目标，为它、也就是为将来而奋斗。博士总结说，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们左翼党党纲实际规定了五个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得到工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适当医疗保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净洁环境里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的权利。
显然，这五个基本原则的伸张，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消失后形成的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或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显然，艾廷格尔博士已经成为这个纲领的忠实信奉者。他相当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必须为这些基本原则而工作和奋斗。因为，这些原则是从现代社会的诉求里产生的。他说，对我们的同志来说，第一是要有一个理想目标，其次是要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方式，再就是设立一种价值观念。我们不采取革命的办法，不是以革命来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采取渐进的活动方式来达到目的。他说，我相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出现一下就达到最终目标的社会运动，而必须一步一步地做。要从现实开始，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实际是通过政策来改革资本主义。这种改革是有革命的意识的，是一种愿望与抱负的集合。改革的核心是变更现存的资本主义。而在当前的社会中，你要改变它，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群众，赢得群众，而不能通过武力。左翼党认为，通过武力是没有功用和达不到目的的。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走很长的路。因而必须有联盟者，然后大家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这就是左翼党运动的全部图景。博士承认，目前很多人不满意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政策。但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要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的根基，就在于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博士告诉我，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得到了11%～12%公众认同，在大选中得到了8.7%的选票。对此，博士表示了乐观和信心。
不管境遇如何理想如何，在我访问的所有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干部们，都对中国的改革赞赏有加，引为希望。博士也对我说了这样一席话，使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改革，实际也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不断改变原本那些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所有社会主义人士说来，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根据自身的条件，去解决问题，思考问题。而对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不断提出怎样发展的问题。因为这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克服自己的弊病，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有希望。博士说，通过不断的改革，你们虽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总会解决社会贫富问题，逐渐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达到理想的彼岸。
不知不觉间，我和博士的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博士虽通达汉语，但在关键的地方，他总是使用英语来表达。他说这是为避免歧义。而在我看来，博士的严谨和庄重，常常让他字斟句酌，为的是更加准确、清晰地使一个中国学者了解整个1989年苏东剧变的真相，以及剧变后共产党人寻求新的方向的心路历程。无疑，他的谈话让我弄懂了许多原来不理解的东西，也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内心坚持。
“老字号”德国餐馆已经准备打烊。服务小姐们好奇地盯着我们这样一对老少聊客的兴奋。而餐桌上几乎未动的普鲁士风味猪肘，显然已经凉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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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可以通过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自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羡慕西方，西部的政党力量也变得强大了。特别是拉方丹执政以后，西部倒东部的力量增大了。
作为反思，博士指出，我们的让权迫不得已。如果不让，就只有一种选择：动用武力。而动用武力，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中心，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里驻有20万苏联军队，这就更加危险。如果东德军队镇压游行，那苏联军队会作出反应。如果发生武力事件，比如西部的人也被击中等等，那西德军队也会作出反应，整个形势就将是爆炸性的了。因此，博士说，不是因为我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和选举本身的失败，才使东德党最终丢失了政权。而是在选举之前，我们已经丢失了人民的大多数。这是我们政策错误造成的，是一直以来国内政策的结果。人民已经不信任这个政权了。后来，人们对1989年、1990年的整个情况进行反思。人们善良地希望，如果当时能把两个制度好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事情将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在我们东德没有失业，社会保险和医疗措施非常完善，还有很发达的教育体制。如果再有西方式的市场和自由旅行权利，那就完美了。很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这实在太天真了。
博士认为，其实在1989年，大部分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都是希望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并非一定要推倒社会主义制度。大多数人是想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改革民主德国。因为，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比较，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并不坏。相对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东德生活水平是高的。在许多方面有很快发展，很多事情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人民生活相对轻松。如果同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比较，东德人更信赖社会主义。甚至东德人比苏联人更对社会主义有感情。因为东德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并不错。而苏联则普遍地被认为是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肆扩张，人们就不能公开说民德的好处了。因为在刻意的宣传下，谁还会相信社会主义干的那些“蠢事”呢？因此，再要回到民德是不可能了。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穷人，对过去很是怀念。比如怀念过去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等。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学习民德的某些社会性政策，比如芬兰就学习民德时期关于儿童教育的体制。
说到此，艾廷格尔博士显得有些激动。从上面的谈话看，他对整个八九剧变有着深入的反思。这些反思表明，他绝非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的政治经验和学识，使他对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他认为，从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上说，或者从东德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人们实际对社会主义最高的评价，就是社会公正。他对我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分化，而社会主义的主张完全不同。因为人就是人。他的发展不能取决于他父母的金钱。健康和教育虽必不可少，但在人的需求取向上，它们还排在后面。主要的东西是社会公正。博士说，如果你在柏林大街上问任何一个德国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他们肯定会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主义。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里没有搞好，有很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普遍理想。1990年，当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讨论同西部的党合并时，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我们不是想在三五年就实现它，但你必须设立这样一个目标，为它、也就是为将来而奋斗。博士总结说，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们左翼党党纲实际规定了五个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得到工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适当医疗保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净洁环境里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的权利。
显然，这五个基本原则的伸张，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消失后形成的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或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显然，艾廷格尔博士已经成为这个纲领的忠实信奉者。他相当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必须为这些基本原则而工作和奋斗。因为，这些原则是从现代社会的诉求里产生的。他说，对我们的同志来说，第一是要有一个理想目标，其次是要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方式，再就是设立一种价值观念。我们不采取革命的办法，不是以革命来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采取渐进的活动方式来达到目的。他说，我相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出现一下就达到最终目标的社会运动，而必须一步一步地做。要从现实开始，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实际是通过政策来改革资本主义。这种改革是有革命的意识的，是一种愿望与抱负的集合。改革的核心是变更现存的资本主义。而在当前的社会中，你要改变它，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群众，赢得群众，而不能通过武力。左翼党认为，通过武力是没有功用和达不到目的的。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走很长的路。因而必须有联盟者，然后大家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这就是左翼党运动的全部图景。博士承认，目前很多人不满意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政策。但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要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的根基，就在于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博士告诉我，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得到了11%～12%公众认同，在大选中得到了8.7%的选票。对此，博士表示了乐观和信心。
不管境遇如何理想如何，在我访问的所有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干部们，都对中国的改革赞赏有加，引为希望。博士也对我说了这样一席话，使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改革，实际也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不断改变原本那些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所有社会主义人士说来，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根据自身的条件，去解决问题，思考问题。而对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不断提出怎样发展的问题。因为这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克服自己的弊病，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有希望。博士说，通过不断的改革，你们虽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总会解决社会贫富问题，逐渐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达到理想的彼岸。
不知不觉间，我和博士的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博士虽通达汉语，但在关键的地方，他总是使用英语来表达。他说这是为避免歧义。而在我看来，博士的严谨和庄重，常常让他字斟句酌，为的是更加准确、清晰地使一个中国学者了解整个1989年苏东剧变的真相，以及剧变后共产党人寻求新的方向的心路历程。无疑，他的谈话让我弄懂了许多原来不理解的东西，也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内心坚持。
“老字号”德国餐馆已经准备打烊。服务小姐们好奇地盯着我们这样一对老少聊客的兴奋。而餐桌上几乎未动的普鲁士风味猪肘，显然已经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