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
『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第(1/3)页
初秋的柏林，被秋树、秋花点染着。街旁高大的栗树，结出油亮的果实。包裹果实的绒壳正在张开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种子。奇怪的是，掉落下来的油亮硕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捡拾，一任汽车轮子把它们碾成白色的粉末。原来在德国，栗树的果实分为可食和不可食两种。路边高大的栗树，果实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栗树，大多由人工培育。尽管不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爱，我忍不住拾了许多回家。直到离开德国，我也没分清哪种栗树的果实可食，哪种不可食。
同艾廷格尔博士会面，是几个星期前就约好的。博士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干部。1990年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活动，是左翼党的活动分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中文翻译，参与过许多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餐馆。用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家老字号，经营传统的普鲁士风味。博士知道我留学德国的目的，是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开始的。
博士告诉我说，从1961年开始，中德关系就一步一步变坏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点。博士说，东欧国家当然是以苏联为领导。东欧国家对中国内部的发展一直持批判态度。当时东欧国家各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分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机制，这就是，由各个党的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和一些政治学家、汉学家参加，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机制或联合会商，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一般由东欧各国的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出席。会谈中，各党共通使用的语言是俄语，我们也部分地翻译成德文。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会商机制和它产生的材料的存在。现在，它们都收藏在联邦档案馆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是联邦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卷宗，包括从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约二十年形成的档案。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会商机制才停止了。在这些会商里，我们讨论研究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情况。比如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分析研究题目。博士说，这些会商当然都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但每次会议后，我们参加人会写报告给党中央。
博士告诉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参赞。这是他到驻华使馆的第二个任期。博士说，当时统一社会党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有关中国形势发展的新看法，总书记昂纳克听后很感兴趣。昂纳克对中国同西方尤其同美国的接近，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从1981年开始，他改变了看法。正是从那时开始，两国的大使馆谋求同对方同行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讨论是否有改变关系的可能性。当时，我的一个在党中央工作的同事到了中国。他花了五个星期进行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认为中国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大约同时，你们中联部的一位同志也来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访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我们双方提高了接触的级别。
应该说，中国和民主德国恢复关系的最高点，是1986年昂纳克总书记的访华。当时，出现了一个好的机会，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记得在那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政策协调会商中，我们民德党和苏联同行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吵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发展看法不一致，对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也谈不拢。那时，我们和苏联是走得比较近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与我们吵得很凶。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立场，固执自己的看法。昂纳克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独立：一个是同中国的关系，一个是关于两个德国问题。尽管当时苏联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坚持要与西德和平共处。他利用戈尔巴乔夫上台，限制有所松动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外交，谋求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以取得互利。
1986年9月，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出访朝鲜时，突然在北京机场停留，同中国外长见了面。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很在乎谁第一个能访问中国。由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原因，昂纳克决定及早启动同中国的高层接触。11月，昂纳克终于访问了中国、朝鲜和蒙古。结果，中国人还是认为，在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最高领导人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因为，雅鲁泽尔斯基只在机场同中国外长见了面，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最高层接触。
博士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昂纳克曾经对他们关于中国的分析有过一定的怀疑。他倾向于更为开放的思维。但在另一方面，昂纳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东德的国内问题，比如民主问题、个人自由等问题，却态度比较保守。他不认为民主民德存在没有民主的问题。他比较坚持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看法。东德在民主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体制，他不怎么赞成。但渐渐的，他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和东德的情况不一样。你们从文革里走出来，拨乱反正有了新发展。苏联人曾私下对我们表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情况，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是在暗示我们，在苏联东欧国家，是否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其实，当时他们的这种批评态度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他们利用这些来表明，苏联也可能要出现类似情况，有了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同西方接近感到危险，希望我们不要袖手旁观，不能形成中国和西方一起反对苏联东欧的同盟，有劝止的意思在里边。当时情况还真是比较复杂。在昂纳克这里，一方面虽不认可会商机制的这些讨论，认为会商所得到的看法不一定那么准确；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好的关系？当然最后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个独立姿态。
博士说，直到1983、1984和1985年，东德统一社会党对中国的批判还相当激烈。在苏联内部，也曾出现不同观点，也讨论过是否有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但辩论激烈。
博士说，昂纳克当时身体不错。他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但到1989年7月他被发现患有肾癌。一开始是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胆囊炎发作，结果手术中发现患有肾癌。这对昂纳克的政治生涯是个沉重打击。
说到这里，我和博士的谈话，转到了怎样分析和看待民主德国的失败上面。我知道，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1989年危机之前，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数据上看，是排在全部社会主义国家最前列的。据说，当时民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一说7000美元或更高）。虽然民主德国国土上驻有20万苏联军队，但国家政治形势稳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但自1989年开始，民主德国各地不断发生大的集会示威，要求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要求改变现状。同时，由于匈牙利允许东德公民入境转往西德，民主德国的国内局势很快发生动荡。11月，柏林墙被迫开放，形势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让渡了执政权。民主
(本章未完,请翻页)
第(1/3)页
初秋的柏林，被秋树、秋花点染着。街旁高大的栗树，结出油亮的果实。包裹果实的绒壳正在张开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种子。奇怪的是，掉落下来的油亮硕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捡拾，一任汽车轮子把它们碾成白色的粉末。原来在德国，栗树的果实分为可食和不可食两种。路边高大的栗树，果实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栗树，大多由人工培育。尽管不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爱，我忍不住拾了许多回家。直到离开德国，我也没分清哪种栗树的果实可食，哪种不可食。
同艾廷格尔博士会面，是几个星期前就约好的。博士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干部。1990年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活动，是左翼党的活动分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中文翻译，参与过许多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餐馆。用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家老字号，经营传统的普鲁士风味。博士知道我留学德国的目的，是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开始的。
博士告诉我说，从1961年开始，中德关系就一步一步变坏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点。博士说，东欧国家当然是以苏联为领导。东欧国家对中国内部的发展一直持批判态度。当时东欧国家各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分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机制，这就是，由各个党的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和一些政治学家、汉学家参加，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机制或联合会商，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一般由东欧各国的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出席。会谈中，各党共通使用的语言是俄语，我们也部分地翻译成德文。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会商机制和它产生的材料的存在。现在，它们都收藏在联邦档案馆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是联邦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卷宗，包括从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约二十年形成的档案。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会商机制才停止了。在这些会商里，我们讨论研究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情况。比如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分析研究题目。博士说，这些会商当然都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但每次会议后，我们参加人会写报告给党中央。
博士告诉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参赞。这是他到驻华使馆的第二个任期。博士说，当时统一社会党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有关中国形势发展的新看法，总书记昂纳克听后很感兴趣。昂纳克对中国同西方尤其同美国的接近，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从1981年开始，他改变了看法。正是从那时开始，两国的大使馆谋求同对方同行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讨论是否有改变关系的可能性。当时，我的一个在党中央工作的同事到了中国。他花了五个星期进行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认为中国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大约同时，你们中联部的一位同志也来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访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我们双方提高了接触的级别。
应该说，中国和民主德国恢复关系的最高点，是1986年昂纳克总书记的访华。当时，出现了一个好的机会，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记得在那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政策协调会商中，我们民德党和苏联同行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吵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发展看法不一致，对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也谈不拢。那时，我们和苏联是走得比较近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与我们吵得很凶。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立场，固执自己的看法。昂纳克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独立：一个是同中国的关系，一个是关于两个德国问题。尽管当时苏联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坚持要与西德和平共处。他利用戈尔巴乔夫上台，限制有所松动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外交，谋求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以取得互利。
1986年9月，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出访朝鲜时，突然在北京机场停留，同中国外长见了面。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很在乎谁第一个能访问中国。由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原因，昂纳克决定及早启动同中国的高层接触。11月，昂纳克终于访问了中国、朝鲜和蒙古。结果，中国人还是认为，在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最高领导人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因为，雅鲁泽尔斯基只在机场同中国外长见了面，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最高层接触。
博士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昂纳克曾经对他们关于中国的分析有过一定的怀疑。他倾向于更为开放的思维。但在另一方面，昂纳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东德的国内问题，比如民主问题、个人自由等问题，却态度比较保守。他不认为民主民德存在没有民主的问题。他比较坚持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看法。东德在民主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体制，他不怎么赞成。但渐渐的，他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和东德的情况不一样。你们从文革里走出来，拨乱反正有了新发展。苏联人曾私下对我们表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情况，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是在暗示我们，在苏联东欧国家，是否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其实，当时他们的这种批评态度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他们利用这些来表明，苏联也可能要出现类似情况，有了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同西方接近感到危险，希望我们不要袖手旁观，不能形成中国和西方一起反对苏联东欧的同盟，有劝止的意思在里边。当时情况还真是比较复杂。在昂纳克这里，一方面虽不认可会商机制的这些讨论，认为会商所得到的看法不一定那么准确；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好的关系？当然最后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个独立姿态。
博士说，直到1983、1984和1985年，东德统一社会党对中国的批判还相当激烈。在苏联内部，也曾出现不同观点，也讨论过是否有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但辩论激烈。
博士说，昂纳克当时身体不错。他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但到1989年7月他被发现患有肾癌。一开始是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胆囊炎发作，结果手术中发现患有肾癌。这对昂纳克的政治生涯是个沉重打击。
说到这里，我和博士的谈话，转到了怎样分析和看待民主德国的失败上面。我知道，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1989年危机之前，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数据上看，是排在全部社会主义国家最前列的。据说，当时民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一说7000美元或更高）。虽然民主德国国土上驻有20万苏联军队，但国家政治形势稳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但自1989年开始，民主德国各地不断发生大的集会示威，要求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要求改变现状。同时，由于匈牙利允许东德公民入境转往西德，民主德国的国内局势很快发生动荡。11月，柏林墙被迫开放，形势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让渡了执政权。民主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