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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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博瑟尔德（ROLFBERTHOLD），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和社会活动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谈次数最多的原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之一。
大使的家，住在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公寓楼里。很小的一套单元住宅，只有两个居室和一个小厅。同大多数原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们一样，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产，而是承租。这种租住的方式，是从民主德国延续下来的。那时，民德的国家干部没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国家的房子，并且房间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东部，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公寓楼。这些公寓楼都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给民主德国的干部和居民们租住。它们整齐划一，外墙涂着鲜亮的颜色。虽经近四十年的风雨侵蚀，仍显得很新。据说，我们北京的方庄住宅区，就是仿效东德的公有公寓，连片修建，小户套型。
我是通过原民主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施罗德尔老人（退役上校）认识大使的。施罗德尔武官和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结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武官后来担任过东德军事情报学院的负责人，熟识许多东德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他把我来柏林留学的目的转告给他的同志们，于是，许多“老同志”都对我的来访关注起来。不幸的是，在我回国不久，施罗德尔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认识的东德“老同志”，在转告我这个消息时，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罗尔夫?博瑟尔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给他发去email不久，他就打电话到我家。先是纠正我对他的称呼，提出，我们互相不叫对方先生好吗？接着，他爽快地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当时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时间，我担心妨碍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说，他可以把避暑延后。于是我如约前往，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在我的记录本上，这一天是2007年的8月7日。
在我说明了来柏林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国内中共党史的编纂情况后，大使开始了他漫谈式的“聊天”。大使说：像你们这样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复杂的阶段，许多人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借鉴，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关于你们党历史的基本资料。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你们党历史的文章。结果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这里的很多人事实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自己改正了错误，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点。别的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错误。所以你们的历史和历史材料，对别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接着，大使说，现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很乱。讨论中国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观点是不太好的。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关系的一个材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国共产党人到中国，参加了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犯了错误。有一个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国的情况。他是唯一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叫施达尔曼，后来是民主德国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他曾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领导人解救出来。于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个旅店，他雇了一辆洋车，让共产党领导人扮作车夫，把拉他走。周恩来就当过他的车夫。到中国的医生不是我们共产党派去的，大部分是自愿。由我们党派出的，都是党政和军事干部。
大使又把话题转到当前的德国左翼意识形态上面。他说，很多学者在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历史。有人说，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认为，批斯大林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苏共第二十大造成了一个逆流。现在我们自己出了一个杂志，叫《红狐狸》。德国共产党有一个简称（红色战线），其字头就是R和F。所以我们的刊物叫《红狐狸》。而民主社会党就是新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只是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已。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的东西。
大使说，我最近写文章说了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没有终结，虽然反动的力量很大，但中国搞的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二是苏联和欧洲出现的一些反动势力的问题；三是我们的教训和失败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谁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党根本不研究我们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失败是应该的。他们大肆地说民主德国有很多不好。我最近看了波兰一个材料，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比较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使介绍目前德国进步党派情况说，现在有一个党就叫德国共产党。大约有四千人，它原来是西德的共产党，但吸收了原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干部，组成德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没有建立东部组织。如果要建立全国的德国共产党，那应使原来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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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博瑟尔德（ROLFBERTHOLD），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和社会活动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谈次数最多的原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之一。
大使的家，住在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公寓楼里。很小的一套单元住宅，只有两个居室和一个小厅。同大多数原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们一样，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产，而是承租。这种租住的方式，是从民主德国延续下来的。那时，民德的国家干部没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国家的房子，并且房间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东部，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公寓楼。这些公寓楼都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给民主德国的干部和居民们租住。它们整齐划一，外墙涂着鲜亮的颜色。虽经近四十年的风雨侵蚀，仍显得很新。据说，我们北京的方庄住宅区，就是仿效东德的公有公寓，连片修建，小户套型。
我是通过原民主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施罗德尔老人（退役上校）认识大使的。施罗德尔武官和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结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武官后来担任过东德军事情报学院的负责人，熟识许多东德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他把我来柏林留学的目的转告给他的同志们，于是，许多“老同志”都对我的来访关注起来。不幸的是，在我回国不久，施罗德尔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认识的东德“老同志”，在转告我这个消息时，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罗尔夫?博瑟尔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给他发去email不久，他就打电话到我家。先是纠正我对他的称呼，提出，我们互相不叫对方先生好吗？接着，他爽快地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当时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时间，我担心妨碍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说，他可以把避暑延后。于是我如约前往，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在我的记录本上，这一天是2007年的8月7日。
在我说明了来柏林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国内中共党史的编纂情况后，大使开始了他漫谈式的“聊天”。大使说：像你们这样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复杂的阶段，许多人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借鉴，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关于你们党历史的基本资料。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你们党历史的文章。结果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这里的很多人事实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自己改正了错误，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点。别的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错误。所以你们的历史和历史材料，对别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接着，大使说，现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很乱。讨论中国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观点是不太好的。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关系的一个材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国共产党人到中国，参加了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犯了错误。有一个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国的情况。他是唯一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叫施达尔曼，后来是民主德国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他曾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领导人解救出来。于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个旅店，他雇了一辆洋车，让共产党领导人扮作车夫，把拉他走。周恩来就当过他的车夫。到中国的医生不是我们共产党派去的，大部分是自愿。由我们党派出的，都是党政和军事干部。
大使又把话题转到当前的德国左翼意识形态上面。他说，很多学者在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历史。有人说，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认为，批斯大林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苏共第二十大造成了一个逆流。现在我们自己出了一个杂志，叫《红狐狸》。德国共产党有一个简称（红色战线），其字头就是R和F。所以我们的刊物叫《红狐狸》。而民主社会党就是新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只是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已。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的东西。
大使说，我最近写文章说了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没有终结，虽然反动的力量很大，但中国搞的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二是苏联和欧洲出现的一些反动势力的问题；三是我们的教训和失败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谁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党根本不研究我们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失败是应该的。他们大肆地说民主德国有很多不好。我最近看了波兰一个材料，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比较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使介绍目前德国进步党派情况说，现在有一个党就叫德国共产党。大约有四千人，它原来是西德的共产党，但吸收了原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干部，组成德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没有建立东部组织。如果要建立全国的德国共产党，那应使原来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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