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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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共产党人都参加。我们原来的很多党的干部还在。有的还是很积极的。所以《红狐狸》上谈到的很多事情，是原来德国共产党人中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写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很坚决。我们现在的同志有1300人，但不属于德国共产党。现在读《红狐狸》这个杂志的，大约有两万多人，并且越来越多，许多社民党的老同志也读这个杂志。我们翻译的中国东西比较多，越南的也比较多，还有古巴的，这些材料证明社会主义还在发展。
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关心。他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没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越大。
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在国际方面，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但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误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路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区别，把它们混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大使说，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提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实际是跟在他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资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断的。亲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款的98%，是由东德支付的，我们负担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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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共产党人都参加。我们原来的很多党的干部还在。有的还是很积极的。所以《红狐狸》上谈到的很多事情，是原来德国共产党人中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写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很坚决。我们现在的同志有1300人，但不属于德国共产党。现在读《红狐狸》这个杂志的，大约有两万多人，并且越来越多，许多社民党的老同志也读这个杂志。我们翻译的中国东西比较多，越南的也比较多，还有古巴的，这些材料证明社会主义还在发展。
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关心。他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没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越大。
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在国际方面，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但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误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路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区别，把它们混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大使说，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提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实际是跟在他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资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断的。亲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款的98%，是由东德支付的，我们负担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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