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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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搞得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
大使下面的陈说，使我有些惊异。他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总结这些错误，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报告。但有一个事情我要说，就是如果我们没犯错误，我们也只能失败。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问题。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的人说，是外国的压力；有的说，是外国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我认为，对民主德国来说，归结为内部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笼统地说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是以内部原因为主，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东德，即使我们一个错误也不犯，它也会失败。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当时民主德国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没有苏联帮助和日益强大的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华沙条约国的经济互助，我们就变成了孤岛。另外，苏联军队驻扎在我们这里，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也是个未知数。这样，我们在东西两边的压力下，变成了一个三明治。当然，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第一，党当时是被动的，昂纳克有病，不能参加工作，新领导人也是被动的，不能坚持原来的路线。于是我们失败就成了注定的了。可惜的是，失败的样子非常难看。1989年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志上街游行，他们是好同志，却没有人说要保卫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有在战斗中牺牲被视为光荣的传统。德国人认为，投降是丑恶的。可见，不斗争不行。但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当时很多人还有幻想，以为我们只要把过去好的东西保留起来，再允许去西班牙旅游（按，指自由的出国旅游），吃到香蕉（按，原来在民主德国时香蕉是配给的），这样东西方统一起来也好。可他们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却丢了。提起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不好。可是，我要问一句，在1989年时，你们这些人又都干什么去了？
讲到这里，大使显然有些激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他惋惜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失败；惋惜曾经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惋惜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厦，在那个深秋以无可挽回的颓势发生倾覆。这些历史事件触摸起来，是冷冰冰的，可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说大使是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就是从他这些叙述中真切体验到的。不管他同他的同志们有多少争论，也不管他在这些争论中是否处于少数，他的表达几乎没有闪烁，一律是坚定的内心反响。正如他对中国党的评价，既是积极正面的，又有担忧。比如，他在说到党风问题时，就一再援引东欧的例子，指出党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执政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要坏大事。从一个经历剧变的老共产党员的角度说，其警醒意味，可谓深长。大使由此讲到了一种失败的社会主义的耻辱——柏林墙。他说，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着，放到柏林的两个地方，供人们参观，实际是给人们上课。再一个是监狱，他们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展示东德关押犯人的“罪恶”。实际也是给游客们上课。但这是妖魔化民主德国，有很多根本不是事实。事情并不像他们讲得那样坏。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说话的地方，自然只能让他们去说、去展示。一个党丢掉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非常危险。
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看见特意到柏林墙旧址凭吊的人的确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检查站”和“东部画廊”那里“访旧”。可能，一般游客的直接反应，看到的的确不是美丽，而是丑陋、委琐和厌恶。但作为历史学者，墙显然是印记，是凭证，是思考。在这道水泥建筑旁，我必须诘问：为什么人们当时建造它？墙被建起来后，东西部的德国人和世界是什么反应？为什么这道钢筋水泥墙被涂上那么多恐惧色彩却又维持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由于什么使它最终倒了下来？这样一路问去，这灰暗的水泥墙，就不再简单地是一道被诅咒象征了。为了说明我的观察，我写了《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篇文章，试图讲一些具有价值的故事给人听。我给大使叙述过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赞同的。
后来，在旅居柏林期间，我又见了大使几次，都交谈甚欢。特别是，大使帮我联系到艾冈?克伦茨——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当时共产党世界中最年轻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们三人在柏林一个小会议室里谈了一下午，真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回国后，大使仍同我书信往来，不时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他特别关心中国的改革，关心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等一些“关键性”问题。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送给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翻译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们又在柏林一个研讨会上见面。他带给我的礼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德文本。他脸膛红润，闪着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无时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着坚持理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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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搞得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
大使下面的陈说，使我有些惊异。他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总结这些错误，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报告。但有一个事情我要说，就是如果我们没犯错误，我们也只能失败。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问题。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的人说，是外国的压力；有的说，是外国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我认为，对民主德国来说，归结为内部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笼统地说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是以内部原因为主，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东德，即使我们一个错误也不犯，它也会失败。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当时民主德国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没有苏联帮助和日益强大的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华沙条约国的经济互助，我们就变成了孤岛。另外，苏联军队驻扎在我们这里，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也是个未知数。这样，我们在东西两边的压力下，变成了一个三明治。当然，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第一，党当时是被动的，昂纳克有病，不能参加工作，新领导人也是被动的，不能坚持原来的路线。于是我们失败就成了注定的了。可惜的是，失败的样子非常难看。1989年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志上街游行，他们是好同志，却没有人说要保卫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有在战斗中牺牲被视为光荣的传统。德国人认为，投降是丑恶的。可见，不斗争不行。但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当时很多人还有幻想，以为我们只要把过去好的东西保留起来，再允许去西班牙旅游（按，指自由的出国旅游），吃到香蕉（按，原来在民主德国时香蕉是配给的），这样东西方统一起来也好。可他们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却丢了。提起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不好。可是，我要问一句，在1989年时，你们这些人又都干什么去了？
讲到这里，大使显然有些激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他惋惜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失败；惋惜曾经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惋惜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厦，在那个深秋以无可挽回的颓势发生倾覆。这些历史事件触摸起来，是冷冰冰的，可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说大使是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就是从他这些叙述中真切体验到的。不管他同他的同志们有多少争论，也不管他在这些争论中是否处于少数，他的表达几乎没有闪烁，一律是坚定的内心反响。正如他对中国党的评价，既是积极正面的，又有担忧。比如，他在说到党风问题时，就一再援引东欧的例子，指出党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执政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要坏大事。从一个经历剧变的老共产党员的角度说，其警醒意味，可谓深长。大使由此讲到了一种失败的社会主义的耻辱——柏林墙。他说，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着，放到柏林的两个地方，供人们参观，实际是给人们上课。再一个是监狱，他们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展示东德关押犯人的“罪恶”。实际也是给游客们上课。但这是妖魔化民主德国，有很多根本不是事实。事情并不像他们讲得那样坏。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说话的地方，自然只能让他们去说、去展示。一个党丢掉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非常危险。
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看见特意到柏林墙旧址凭吊的人的确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检查站”和“东部画廊”那里“访旧”。可能，一般游客的直接反应，看到的的确不是美丽，而是丑陋、委琐和厌恶。但作为历史学者，墙显然是印记，是凭证，是思考。在这道水泥建筑旁，我必须诘问：为什么人们当时建造它？墙被建起来后，东西部的德国人和世界是什么反应？为什么这道钢筋水泥墙被涂上那么多恐惧色彩却又维持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由于什么使它最终倒了下来？这样一路问去，这灰暗的水泥墙，就不再简单地是一道被诅咒象征了。为了说明我的观察，我写了《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篇文章，试图讲一些具有价值的故事给人听。我给大使叙述过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赞同的。
后来，在旅居柏林期间，我又见了大使几次，都交谈甚欢。特别是，大使帮我联系到艾冈?克伦茨——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当时共产党世界中最年轻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们三人在柏林一个小会议室里谈了一下午，真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回国后，大使仍同我书信往来，不时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他特别关心中国的改革，关心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等一些“关键性”问题。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送给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翻译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们又在柏林一个研讨会上见面。他带给我的礼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德文本。他脸膛红润，闪着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无时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着坚持理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