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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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洛夫下面的话，还是让我们这些听众感到震动。他说：对苏联东欧时代的收入差距，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收入，这不是特权问题，这是工作需要。你不能要求一个总统，一个总理，又要工作，又不给他提供完全自动化的办公设备，优越的生活条件，你得给他创造条件。无论是法国的总统还是保加利亚的总统，他们都享受了这个权利，毫无例外。但在共产党执政时代，人们却拿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说你是特权阶层。可1991年、1992年反对派上台，他们也享受这种待遇。他们把我们过去的别墅都占有了，拿着比我们高得多的待遇。因此，对这个问题要这样看，没有条件，住在茅草棚里，不能领导治理一个国家。必须给他这个条件。利洛夫说，我个人认为，而且今天我们也都看到了，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拿一样的钱，或者收入基本差不多，是不现实的。不光对政治上层，对专家、学者、权威人士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科学家，一个设计师，一个工程师，他的收入跟普通工人一样，那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不光是错误，也是很不严肃的。要是坚持这么做，那美国人就会把你的科学家请到他那里去。高级领导人收入多，我认为是正常的。高层人士收入高，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低。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工资降下来，而是要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提上去。这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做到。
听了利洛夫这个话，我想起六十年代中苏意识形态大争论中我们提出的所谓“特权阶层”的问题。那时，在我们的概念里，“修正主义”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就是住小楼，高工资，特殊待遇。这竟成了一个重大的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利洛夫说，“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待遇”。这是否就是东方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政治伦理观念呢？抑或，在我们这里，所谓“平均”就是一种“革命”的动员和政治的需要呢？
利洛夫下面一段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开放的观点，很是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是要封闭起来，还是要开放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是个大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针政策，就是把自己的经济封闭起来，跟世界的经济隔离开。保加利亚的经济，苏联、捷克、东德的经济都没有向世界经济开放。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跟发达国家，跟西方的经济进行比较，而是和过去比，我比过去发展了多少。在经互会内部，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是落后的。你跟自己的朋友比，说发展了好几倍。但你不能说比德国、美国的经济差多少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无法跟西方的经济进行竞争。没有这种竞争就决定着，你的经济将是落后的。首先是你的生产工艺是落后的。你的劳动生产力也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所创造的财富，这些都是落后的。另外你的消耗是高的，为了达到一个生产目的，你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要浪费很多的电和其他的原料才能达到。但当时我们很少从思想上考虑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落后的一个表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向世界开放，就会迫使你改变生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历史性意义，就是这个道理。开放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但它有好处。说到民主德国，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经济很发达，因为东德也曾是整个德国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民主德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要发达得多。但它最终比不过西德。我们社会主义者不能否认，我们的经济基础的确是很薄弱的。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个话，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如果是发达的，它在许多方面将是领跑的国家，是领先的国家。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时候，要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其他方面超越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
利洛夫接着讲到，由此看，在苏东国家发生的剧变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苏联、东欧所发生的剧变，首先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现在看来，落后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经济基础落后，导致我们的政治体制、上层建筑要发生变化。国内市场已经出现困难了，国内基本的生活消费品日益减少，所以出现问题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维持很久，1989年的时候，不仅仅经济上出现了问题，而且政治上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反对派于是开始形成。党的竞争力越来越小，对外经济联系的状况就越来越恶化。这必然要反应到我们国内经济上来，表现在社会的不稳定上。
关于当今时代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路向问题，利洛夫所谈令我们大感兴趣。他说，今天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斗争，就是到底向何处去？不光是原来的共产党处于危机之中，社会民主党实际也出现了危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比如说布莱尔的英国工党，就开始否定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他们要求改变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传统，越来越向右转。所以撒切尔夫人讲，布莱尔越来越向我们这边走来了。所以目前在英国，右翼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他们的一批理论家正在努力提出一些理论，推动欧洲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例如安东尼?基登斯，布莱尔最亲密盟友，就提出一个观点，要么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下去，要么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死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会面临着危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因为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各个国家的界限。现在资本到处可以流通，哪个地方劳动力便宜，哪个地方税收低，资本就流到那里。因为资本是要追求利润的。它不会考虑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全球化的结果，必然使这些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处于危机之中。你现在到法国去，很难理解法国的社会党是一个什么状况。原来的法国社会党，在议会占有20％到25％的席位，可现在一个席位也没有。这个党原来在工人、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拥护这个党。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原来就是社会党党员，毕加索也是。总的讲起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危机，关键是他们不能适应当代的潮流，使自己党的纲领，自己的行动，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反而，他们越来越自我封闭，对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
趁着谈话一个段落的结束，我特意要求利洛夫回顾一下保加利亚共产党如何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利洛夫反映非常敏捷，他马上就理解了我的用意，并坦率地讲了起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领导人的确受到过迫害和冲击。最有名的就是科斯托夫。他曾是季米特洛夫的副手，是党内职位很高的一个人。1933年以后季米特洛夫侨居国外，实际工作就由他主持。但在斯大林时期，他受到迫害，被指控为是反苏分子，是敌特分子，是西方的间谍。当然，这一切说法都是错误的。但是日夫科夫没有给科斯托夫彻底平反。这倒不是因为日夫科夫否认科斯托夫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而是因为日夫科夫和他的助手们，都曾与这个事件有关联，不好处理。在欧洲共产党中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把历史上很著名的领袖人物否定掉了。保加利亚是科斯托夫，罗马尼亚是班纳帕斯库，匈牙利首先是卡塔尔接着是罗兰斯基。对过去历史作出客观评价，是一个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历史上，我们对好多事情的评价，要么是白，要么是黑，很不客观。作为共产党，成熟起来的标志之一，是对历史做出明智的评价。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前任，他们到底做出了什么东西，哪些东西他们没有做出来的，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派希望我们党的历史上坏人越多越好。他们想说明，你看你们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好的，一个个都是思想堕落，道德败坏。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主要是看他的功绩，他的贡献。这要成为一个标准。
讲党的历史评价问题，自然会联系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利洛夫有些鄙视地说，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公开性。当一个社会没有雄厚经济基础和物质资源来保障人的自由权利时，讲民主化，公开性，是瞎扯。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实际上是把魔鬼的盒子打开了，然后大家都来反对社会主义。名义上是给人们更多的民主，实际是给社会带来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就像一个链条：人们的生活水准不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降低。经济没有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无法改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市场、医疗保险、教育等都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影响党的威信，人民群众普遍表现不满。于是出现抗议运动，戈尔巴乔夫个人威望降到低点。利洛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剧变中实际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推行改革、公开性，他的威信得到很大提高；但公开性却使他走了下坡路。而到了晚期，戈在国外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内。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战略，最后只能归于失败。在这之中，公开性影响巨大。
在谈到保加利亚什么时候出现了反对派问题时，利洛夫认为，在保加利亚，并没有出现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强大的反对派。主要原因是保加利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方面的发展还比较好，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虽不能和西方比，但也是小康水平。保加利亚共产党不仅关心经济发展，也很关心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我们党跟科学、教育的联系非常密切。党的创始人布拉格耶夫就是一个学者。他的传统一直保留到后来。所以保加利亚很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共产党的党员。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倾向于左翼，而不是右翼。当然在个别知识分子、艺术家中间，对党是有看法的。但有名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政见。所以我们没有出现捷克哈维尔那样的反对派。直到1989年，反对派才公开活动。所以，保加利亚的剧变，不是因为不同政见运动和反对派造成的，而首先是我们党内出现问题，党的领导层发生分裂，也就是从八十年代初党内开始出现改变现状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但剧变一旦发生，反对派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党内的右派正好是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共同把矛头指向党。当时外部影响也很厉害，推动了反对派的活动。所谓外部影响，是美国趁火打劫，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给反对派以强大的支持。所以我在这里还要提醒一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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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洛夫下面的话，还是让我们这些听众感到震动。他说：对苏联东欧时代的收入差距，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收入，这不是特权问题，这是工作需要。你不能要求一个总统，一个总理，又要工作，又不给他提供完全自动化的办公设备，优越的生活条件，你得给他创造条件。无论是法国的总统还是保加利亚的总统，他们都享受了这个权利，毫无例外。但在共产党执政时代，人们却拿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说你是特权阶层。可1991年、1992年反对派上台，他们也享受这种待遇。他们把我们过去的别墅都占有了，拿着比我们高得多的待遇。因此，对这个问题要这样看，没有条件，住在茅草棚里，不能领导治理一个国家。必须给他这个条件。利洛夫说，我个人认为，而且今天我们也都看到了，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拿一样的钱，或者收入基本差不多，是不现实的。不光对政治上层，对专家、学者、权威人士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科学家，一个设计师，一个工程师，他的收入跟普通工人一样，那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不光是错误，也是很不严肃的。要是坚持这么做，那美国人就会把你的科学家请到他那里去。高级领导人收入多，我认为是正常的。高层人士收入高，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低。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工资降下来，而是要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提上去。这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做到。
听了利洛夫这个话，我想起六十年代中苏意识形态大争论中我们提出的所谓“特权阶层”的问题。那时，在我们的概念里，“修正主义”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就是住小楼，高工资，特殊待遇。这竟成了一个重大的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利洛夫说，“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待遇”。这是否就是东方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政治伦理观念呢？抑或，在我们这里，所谓“平均”就是一种“革命”的动员和政治的需要呢？
利洛夫下面一段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开放的观点，很是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是要封闭起来，还是要开放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是个大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针政策，就是把自己的经济封闭起来，跟世界的经济隔离开。保加利亚的经济，苏联、捷克、东德的经济都没有向世界经济开放。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跟发达国家，跟西方的经济进行比较，而是和过去比，我比过去发展了多少。在经互会内部，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是落后的。你跟自己的朋友比，说发展了好几倍。但你不能说比德国、美国的经济差多少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无法跟西方的经济进行竞争。没有这种竞争就决定着，你的经济将是落后的。首先是你的生产工艺是落后的。你的劳动生产力也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所创造的财富，这些都是落后的。另外你的消耗是高的，为了达到一个生产目的，你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要浪费很多的电和其他的原料才能达到。但当时我们很少从思想上考虑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落后的一个表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向世界开放，就会迫使你改变生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历史性意义，就是这个道理。开放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但它有好处。说到民主德国，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经济很发达，因为东德也曾是整个德国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民主德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要发达得多。但它最终比不过西德。我们社会主义者不能否认，我们的经济基础的确是很薄弱的。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个话，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如果是发达的，它在许多方面将是领跑的国家，是领先的国家。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时候，要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其他方面超越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
利洛夫接着讲到，由此看，在苏东国家发生的剧变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苏联、东欧所发生的剧变，首先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现在看来，落后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经济基础落后，导致我们的政治体制、上层建筑要发生变化。国内市场已经出现困难了，国内基本的生活消费品日益减少，所以出现问题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维持很久，1989年的时候，不仅仅经济上出现了问题，而且政治上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反对派于是开始形成。党的竞争力越来越小，对外经济联系的状况就越来越恶化。这必然要反应到我们国内经济上来，表现在社会的不稳定上。
关于当今时代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路向问题，利洛夫所谈令我们大感兴趣。他说，今天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斗争，就是到底向何处去？不光是原来的共产党处于危机之中，社会民主党实际也出现了危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比如说布莱尔的英国工党，就开始否定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他们要求改变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传统，越来越向右转。所以撒切尔夫人讲，布莱尔越来越向我们这边走来了。所以目前在英国，右翼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他们的一批理论家正在努力提出一些理论，推动欧洲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例如安东尼?基登斯，布莱尔最亲密盟友，就提出一个观点，要么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下去，要么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死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会面临着危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因为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各个国家的界限。现在资本到处可以流通，哪个地方劳动力便宜，哪个地方税收低，资本就流到那里。因为资本是要追求利润的。它不会考虑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全球化的结果，必然使这些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处于危机之中。你现在到法国去，很难理解法国的社会党是一个什么状况。原来的法国社会党，在议会占有20％到25％的席位，可现在一个席位也没有。这个党原来在工人、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拥护这个党。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原来就是社会党党员，毕加索也是。总的讲起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危机，关键是他们不能适应当代的潮流，使自己党的纲领，自己的行动，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反而，他们越来越自我封闭，对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
趁着谈话一个段落的结束，我特意要求利洛夫回顾一下保加利亚共产党如何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利洛夫反映非常敏捷，他马上就理解了我的用意，并坦率地讲了起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领导人的确受到过迫害和冲击。最有名的就是科斯托夫。他曾是季米特洛夫的副手，是党内职位很高的一个人。1933年以后季米特洛夫侨居国外，实际工作就由他主持。但在斯大林时期，他受到迫害，被指控为是反苏分子，是敌特分子，是西方的间谍。当然，这一切说法都是错误的。但是日夫科夫没有给科斯托夫彻底平反。这倒不是因为日夫科夫否认科斯托夫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而是因为日夫科夫和他的助手们，都曾与这个事件有关联，不好处理。在欧洲共产党中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把历史上很著名的领袖人物否定掉了。保加利亚是科斯托夫，罗马尼亚是班纳帕斯库，匈牙利首先是卡塔尔接着是罗兰斯基。对过去历史作出客观评价，是一个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历史上，我们对好多事情的评价，要么是白，要么是黑，很不客观。作为共产党，成熟起来的标志之一，是对历史做出明智的评价。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前任，他们到底做出了什么东西，哪些东西他们没有做出来的，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派希望我们党的历史上坏人越多越好。他们想说明，你看你们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好的，一个个都是思想堕落，道德败坏。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主要是看他的功绩，他的贡献。这要成为一个标准。
讲党的历史评价问题，自然会联系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利洛夫有些鄙视地说，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公开性。当一个社会没有雄厚经济基础和物质资源来保障人的自由权利时，讲民主化，公开性，是瞎扯。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实际上是把魔鬼的盒子打开了，然后大家都来反对社会主义。名义上是给人们更多的民主，实际是给社会带来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就像一个链条：人们的生活水准不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降低。经济没有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无法改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市场、医疗保险、教育等都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影响党的威信，人民群众普遍表现不满。于是出现抗议运动，戈尔巴乔夫个人威望降到低点。利洛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剧变中实际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推行改革、公开性，他的威信得到很大提高；但公开性却使他走了下坡路。而到了晚期，戈在国外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内。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战略，最后只能归于失败。在这之中，公开性影响巨大。
在谈到保加利亚什么时候出现了反对派问题时，利洛夫认为，在保加利亚，并没有出现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强大的反对派。主要原因是保加利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方面的发展还比较好，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虽不能和西方比，但也是小康水平。保加利亚共产党不仅关心经济发展，也很关心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我们党跟科学、教育的联系非常密切。党的创始人布拉格耶夫就是一个学者。他的传统一直保留到后来。所以保加利亚很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共产党的党员。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倾向于左翼，而不是右翼。当然在个别知识分子、艺术家中间，对党是有看法的。但有名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政见。所以我们没有出现捷克哈维尔那样的反对派。直到1989年，反对派才公开活动。所以，保加利亚的剧变，不是因为不同政见运动和反对派造成的，而首先是我们党内出现问题，党的领导层发生分裂，也就是从八十年代初党内开始出现改变现状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但剧变一旦发生，反对派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党内的右派正好是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共同把矛头指向党。当时外部影响也很厉害，推动了反对派的活动。所谓外部影响，是美国趁火打劫，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给反对派以强大的支持。所以我在这里还要提醒一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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