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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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们能拯救这个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拯救这么一个党，使它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且继续参加以后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当时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重组，重新改变我们党的面貌，改变我们党。如果我们保共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捷克、德国那样走下去，我们党就彻底完了。于是我们党作出一个决定，按照自己的道路，对党进行改组。1989年冬和1990年初，我们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言》。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就是说，我们保共要重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是党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其次，我们选择了和平过渡这么一种策略。这是为了防止内战在保加利亚发生。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过渡，保持社会平稳。
第三，党决定改变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在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居民中8％到10％是土耳其人。当时已经出现了骚乱。在一些飞机场和火车站，出现了少数民族冲击我们政权机构的动乱。1989年12月29日，保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纠正我们过去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我们的政策是，不强迫土耳其人改名换姓，不强制同化土耳其人，而使少数民族和我们保加利亚人融合在一起，一体化。这一决定出来以后，民族问题开始降温。实际上，我们党制止了一场在其他国家出现的民族性动乱。
第四，党中央决定，同反对派开展对话。反对派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势力，我们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如果闭眼不看，就和其他党的命运一样。我们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跟他们对话。所以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就是我们党根据形势所作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需要说一句的是，圆桌会议并不表明我们向反对派让步。圆桌会议是我们党在1989年底和1990年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然，召开圆桌会议就要有所妥协。进行任何对话，不妥协就谈不成。
因此，我觉得我们党当时的反应是对的。因为我们使党保存下来，作为国内第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我们党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我们党的历史。党通过这场运动，既使社会保持了稳定，避免了流血冲突，也使党能够沿着政治道路健康地走下去。当然，在强大政治压力面前，党也犯了不少的错误。比如在1990年，社会党政府应该开始改革。现在我们保加利亚的过渡模式，没有特色。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产物。也就是完全开放市场；国家不介入经济；休克疗法。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部开始分裂，出现了两个派别。党内右翼说，现在共产党应该彻底消灭，这个党应该解散了。党完全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化。党内的左派认为，共产党需要改革，应该保留党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传统，但这个党应该更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过去阶段不动。结果左派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党改了名，叫保加利亚社会党。我们党不仅在1990年取得了政权，后来1994年、1995年也取得了政权。
作为听众，我们真的无法打断利洛夫的连贯思路。趁着他呷茶清润嗓子的间歇，我整理了一下他刚刚谈到的事件逻辑，发现上面利洛夫所讲，正是所谓的一场“天鹅绒革命”：不流血、共产党易名、国家改变性质、街头政治等等。从利洛夫的解释中，我们更明白了剧变中很多社会主义者的无奈。苏联这个大厦倒了，其他寄居在这个大厦中的人，只能各奔东西，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正如原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说，当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不复存在时，东欧小国既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能维护自己的经济。他们只能徒生哀叹，束手无策。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作为社会主义者，利洛夫们仍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他们希望通过自身改革，通过政治斗争，使社会主义理想再坚持下去。我认为，至少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不过显然，东欧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了。
这时，利洛夫已做好了继续阐述的准备。他把话题切入到剧变的关键时刻。他说：1989年，当党内对现状非常不满的时候，作为总书记，日夫科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道义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动过手术，重病缠身。所以，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改变已是势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个政治上很灵活的领导人。他跟赫鲁晓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关系更好，与契尔年科关系特别好。但他跟戈尔巴乔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满意。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考虑得不成熟，很轻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乱。日夫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成熟的、具备领导能力的领导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日夫科夫。在当时条件下，保加利亚要生存，必须依靠苏联。我们80％的产品要卖到苏联。我们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从苏联进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苏联保障的。每年我们要进口1100万至1200万吨石油。还有大量天然气。我们有一个核电站，承担着保加利亚40％的发电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苏联提供。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开关旋紧，把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一关，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崩溃。因此，日夫科夫虽然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但又必须维持。日夫科夫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所以尽管日夫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不采纳，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同意，他要继续留在保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成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华沙条约还没有解散，经互会也还没有解散，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我们保共的政治局委员、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推选，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党的政治决定还是在索菲亚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决定。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像中国今天一样向世界开放，而是紧紧地跟莫斯科绑在一起。经互会作出的决定，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约束力，要按照它的计划执行。我们的经济中间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联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我们。它在经济政治上着控制我们。
当然在这个时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错误。日夫科夫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任。其中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体制，不愿意变动。那时候日夫科夫已经79岁了，经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辞职问题，没有作出冷静反应。头一天，我们感谢日夫科夫同志辞职，第三天就把他开除出党，这个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会对日夫科夫做出一个比较公正、明智的评价。
关于剧变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利洛夫说，剧变前，我们的党员共82万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党是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的，并且发挥着作用。应该说，我们党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工程师。党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几年，在索菲亚街头，反对派举行20万人的集会，我们社会党也召开有20万人集会，与他们针锋相对。这说明党还存在，党还起作用，还要进行抵抗。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社会党发展到了100万人。1989年，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时，只有20万党员登记。经过这三四年，我们把最优秀的分子吸收进来，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加入社会党。
一个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发展起来，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党的建设问题，解决党的思想理论问题。党要有一种理论指导，然后才能去影响基层和不同的阶层。除了传统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现在还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师的工作。要关心教育领域的事情。正是教育培养出了知识分子。正是工程师、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对待这些社会阶层，对待他们的态度，党应该不断地改变。在党的建设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来管理这个社会。在得到政权后，怎么管理社会，使社会按照你的要求发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听到这里，我问了利洛夫一个问题，它有点直率，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清晰的解：据说，1989年以前，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是1800卢布，高级知识分子也大致在1800卢布左右，而普通工薪收入者的月收入是450卢布，这是真实的吗？
利洛夫回答说：在苏联，政治局委员跟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比例，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你说的是对的，就是4∶1，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你说的高级知识分子、教授是不是这么多，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们的工资，在苏联是比较高的，但是有没有政治局这么高，我不敢肯定。在苏联，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像自然科学方面的，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专家的工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高级干部除了工资之外，有住房，有别墅，还有其他的补助，这是不一样的。仅说到工资，就是这么多。
利洛夫接着讲：很自然的，今天人们会把现在的情况同1989年以前比，看到剧变前的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几倍。有一个社会调查说，有80％的人认为，剧变前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出一倍到两倍。这是用一些基本生活指标来衡量的，比如收入、物价、休假、养育、保健、教育等等。可是，在1989年剧变前夕，人们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向共产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近我们的《星期一》杂志将发表一篇文章，专门研究1989年以前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别状况。它表明，差别是有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收入显然要比中等阶层高，比例大约是3.5∶1。1989年时，一个保共政治局委员的月收入是1000列瓦，而普通工薪阶层平均收入是250列瓦，大致是4比1。而今天那些高级领导人的收入，与中等收入者相比，差距要大得多。现在一个国会议员的收入，是普通中等收入者的4倍，还不谈议员之上的高层领导，他们的收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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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们能拯救这个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拯救这么一个党，使它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且继续参加以后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当时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重组，重新改变我们党的面貌，改变我们党。如果我们保共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捷克、德国那样走下去，我们党就彻底完了。于是我们党作出一个决定，按照自己的道路，对党进行改组。1989年冬和1990年初，我们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言》。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就是说，我们保共要重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是党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其次，我们选择了和平过渡这么一种策略。这是为了防止内战在保加利亚发生。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过渡，保持社会平稳。
第三，党决定改变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在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居民中8％到10％是土耳其人。当时已经出现了骚乱。在一些飞机场和火车站，出现了少数民族冲击我们政权机构的动乱。1989年12月29日，保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纠正我们过去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我们的政策是，不强迫土耳其人改名换姓，不强制同化土耳其人，而使少数民族和我们保加利亚人融合在一起，一体化。这一决定出来以后，民族问题开始降温。实际上，我们党制止了一场在其他国家出现的民族性动乱。
第四，党中央决定，同反对派开展对话。反对派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势力，我们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如果闭眼不看，就和其他党的命运一样。我们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跟他们对话。所以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就是我们党根据形势所作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需要说一句的是，圆桌会议并不表明我们向反对派让步。圆桌会议是我们党在1989年底和1990年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然，召开圆桌会议就要有所妥协。进行任何对话，不妥协就谈不成。
因此，我觉得我们党当时的反应是对的。因为我们使党保存下来，作为国内第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我们党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我们党的历史。党通过这场运动，既使社会保持了稳定，避免了流血冲突，也使党能够沿着政治道路健康地走下去。当然，在强大政治压力面前，党也犯了不少的错误。比如在1990年，社会党政府应该开始改革。现在我们保加利亚的过渡模式，没有特色。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产物。也就是完全开放市场；国家不介入经济；休克疗法。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部开始分裂，出现了两个派别。党内右翼说，现在共产党应该彻底消灭，这个党应该解散了。党完全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化。党内的左派认为，共产党需要改革，应该保留党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传统，但这个党应该更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过去阶段不动。结果左派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党改了名，叫保加利亚社会党。我们党不仅在1990年取得了政权，后来1994年、1995年也取得了政权。
作为听众，我们真的无法打断利洛夫的连贯思路。趁着他呷茶清润嗓子的间歇，我整理了一下他刚刚谈到的事件逻辑，发现上面利洛夫所讲，正是所谓的一场“天鹅绒革命”：不流血、共产党易名、国家改变性质、街头政治等等。从利洛夫的解释中，我们更明白了剧变中很多社会主义者的无奈。苏联这个大厦倒了，其他寄居在这个大厦中的人，只能各奔东西，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正如原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说，当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不复存在时，东欧小国既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能维护自己的经济。他们只能徒生哀叹，束手无策。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作为社会主义者，利洛夫们仍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他们希望通过自身改革，通过政治斗争，使社会主义理想再坚持下去。我认为，至少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不过显然，东欧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了。
这时，利洛夫已做好了继续阐述的准备。他把话题切入到剧变的关键时刻。他说：1989年，当党内对现状非常不满的时候，作为总书记，日夫科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道义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动过手术，重病缠身。所以，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改变已是势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个政治上很灵活的领导人。他跟赫鲁晓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关系更好，与契尔年科关系特别好。但他跟戈尔巴乔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满意。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考虑得不成熟，很轻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乱。日夫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成熟的、具备领导能力的领导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日夫科夫。在当时条件下，保加利亚要生存，必须依靠苏联。我们80％的产品要卖到苏联。我们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从苏联进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苏联保障的。每年我们要进口1100万至1200万吨石油。还有大量天然气。我们有一个核电站，承担着保加利亚40％的发电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苏联提供。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开关旋紧，把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一关，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崩溃。因此，日夫科夫虽然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但又必须维持。日夫科夫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所以尽管日夫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不采纳，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同意，他要继续留在保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成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华沙条约还没有解散，经互会也还没有解散，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我们保共的政治局委员、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推选，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党的政治决定还是在索菲亚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决定。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像中国今天一样向世界开放，而是紧紧地跟莫斯科绑在一起。经互会作出的决定，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约束力，要按照它的计划执行。我们的经济中间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联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我们。它在经济政治上着控制我们。
当然在这个时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错误。日夫科夫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任。其中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体制，不愿意变动。那时候日夫科夫已经79岁了，经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辞职问题，没有作出冷静反应。头一天，我们感谢日夫科夫同志辞职，第三天就把他开除出党，这个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会对日夫科夫做出一个比较公正、明智的评价。
关于剧变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利洛夫说，剧变前，我们的党员共82万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党是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的，并且发挥着作用。应该说，我们党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工程师。党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几年，在索菲亚街头，反对派举行20万人的集会，我们社会党也召开有20万人集会，与他们针锋相对。这说明党还存在，党还起作用，还要进行抵抗。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社会党发展到了100万人。1989年，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时，只有20万党员登记。经过这三四年，我们把最优秀的分子吸收进来，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加入社会党。
一个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发展起来，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党的建设问题，解决党的思想理论问题。党要有一种理论指导，然后才能去影响基层和不同的阶层。除了传统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现在还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师的工作。要关心教育领域的事情。正是教育培养出了知识分子。正是工程师、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对待这些社会阶层，对待他们的态度，党应该不断地改变。在党的建设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来管理这个社会。在得到政权后，怎么管理社会，使社会按照你的要求发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听到这里，我问了利洛夫一个问题，它有点直率，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清晰的解：据说，1989年以前，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是1800卢布，高级知识分子也大致在1800卢布左右，而普通工薪收入者的月收入是450卢布，这是真实的吗？
利洛夫回答说：在苏联，政治局委员跟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比例，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你说的是对的，就是4∶1，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你说的高级知识分子、教授是不是这么多，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们的工资，在苏联是比较高的，但是有没有政治局这么高，我不敢肯定。在苏联，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像自然科学方面的，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专家的工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高级干部除了工资之外，有住房，有别墅，还有其他的补助，这是不一样的。仅说到工资，就是这么多。
利洛夫接着讲：很自然的，今天人们会把现在的情况同1989年以前比，看到剧变前的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几倍。有一个社会调查说，有80％的人认为，剧变前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出一倍到两倍。这是用一些基本生活指标来衡量的，比如收入、物价、休假、养育、保健、教育等等。可是，在1989年剧变前夕，人们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向共产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近我们的《星期一》杂志将发表一篇文章，专门研究1989年以前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别状况。它表明，差别是有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收入显然要比中等阶层高，比例大约是3.5∶1。1989年时，一个保共政治局委员的月收入是1000列瓦，而普通工薪阶层平均收入是250列瓦，大致是4比1。而今天那些高级领导人的收入，与中等收入者相比，差距要大得多。现在一个国会议员的收入，是普通中等收入者的4倍，还不谈议员之上的高层领导，他们的收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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