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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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们主要的不是利用社会上的反对派，而是利用党内的反对派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这种战略不要低估。从我们剧变的情况看，这种战略成功了。外部的推波助澜，加速了党内的分化瓦解。
与利洛夫纵论改革和东欧剧变，是以下面两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结尾的:第一，东欧国家的党是如何看待苏联模式及其影响的？第二，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地位怎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利洛夫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党的1947年6月全会。在这个会议上，科斯托夫做了一个重要的发言，全面分析和批评了季米特洛夫。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保共没有按照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季米特洛夫认为，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保加利亚搞社会主义，应该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道路。一句话，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重复苏联；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应该是苏联模式。他当时提出了几个重要结论：一，保加利亚的经济应该是混合经济，既有国营经济，也应有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二，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应该由保共来领导，但是应该跟其他政治党派合作，一起领导这个国家。季米特洛夫认为，保加利亚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特征，所以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
对利洛夫这样的叙述，我本以为他要高度评价季米特洛夫，但没想到，他却恰恰从相反的角度强调说：如果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是因为接受了苏联模式，那是错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是苏联模式，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还是很适合的。因为，苏联模式要求一个国家的资金要高度地集中，国家的力量要高度地集中，统一利用。所以每个接受苏联模式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财力、物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使用。比如说搞国家的工业化。如果在实现工业化方面，把保加利亚与同时期的土耳其和希腊比，虽然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希腊和土耳其。所以说，苏联模式对那些小的、经济处于粗放阶段的国家来说，是适合的，有用的。在你搞经济建设的时候，这个模式是能发挥作用的。
我发现，即使在苏联模式这样的问题上，利洛夫的思维不仅相当辩证，而且视角独到。他这样解释说，当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时，社会主义国家还援用苏联模式就失效了。因为那时的主要问题，转到了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上面。这时候，苏联模式就起了牵制性的作用。因为这个模式没有用高科技或者高度的工业技术来装备自己。说到底，是苏联模式没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具有竞争力。由此可见，说苏联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就错了。苏联模式，首先适合苏联的具体条件。但它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所有欧洲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的存在，都应符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如果说，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这种说法恐怕是错误的。因为季米特洛夫就提出了自己的模式。
利洛夫客观地指出，应该说，斯大林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斯大林认为，东欧国家不应该再重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1944年到1946年间斯大林的思想。在现在解密的档案中我们看到，斯大林有一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对后者说，你就勇敢地宣传保加利亚的道路吧，走下去。当时他甚至建议保共改名，改成自由劳动党。他说，你不要害怕人家攻击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斯大林不想在丘吉尔和罗斯福面前证明，在东欧建立了完全的苏联式的专政和苏联的模式。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丘吉尔的“铁幕”讲话一出，冷战即开始。三个原来的盟友，彼此变成了敌人。于是，斯大林也要搞东欧苏联的“铁板一块”，因此，此后再提出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意味着反苏，反斯大林了。因此，季米特洛夫在人民民主这个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在斯大林面前做了妥协。我们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曾盲目认为苏联模式是万能的，是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符合它本国的条件，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正确的。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我还想写一本书，阐明中国怎么样结合古代的文明和今天的信息社会，怎么样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第二个问题，利洛夫是这样陈述的：苏联共产党早就说，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铁托也说，南斯拉夫没有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南斯拉夫已经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了什么呢？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得到解决，而是导致了冲突、战争和流血。所以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解体了。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民族是一个更牢固的概念，发挥了更牢固的作用。忽视了民族问题，忽视了民族的牢固性，就会导致流血冲突。
共产国际曾有这么一种理论，认为解决了社会问题，就能解决民族问题。一旦社会革命成功，民族问题也就自动解决，这个理论明显是错了。在保加利亚，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很多深刻痛苦的教训。在中世纪，保加利亚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1878年6月，柏林会议把保加利亚的边界彻底改变了，保加利亚一大部分领土被分割出去，而这部分土地上住的是保加利亚人。所以我们党的创始人布拉格耶夫提出，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巴尔干联邦，不仅仅是要把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团结起来，连接起来，而且是要解决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民族问题和边界问题。如果党当时提出来修改边界，就意味着巴尔干国家之间会出现流血事件。
二战后头几年的保加利亚政府，是想通过尽量减少国内少数民族的人口，来解决民族问题。所以我们跟土耳其签订了好几个条约，就是要交换人口。后来日夫科夫在解决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上，是主张把这部分少数民族融入到保加利亚整个一体化的进程中来，这是对的。但他所选择的手段，却是错误的。他的办法是给土耳其人改名换姓。所以在1984至1985年，在保加利亚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把土耳其人的姓和名都改掉，改成保加利亚人的姓和名，而且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内务部公安人员全部出动，强制他们改名。你们可以想象，突然来一帮人，强迫改你的名字，还要改你的姓，甚至改你父母祖辈的名姓，这是种什么感受？我们受土耳其500年的统治，可我们保加利亚人并没有被强迫改名换姓，现在我们要土耳其人改名换姓，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引起了冲突。
利洛夫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民族问题更复杂的了。这其中的政治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我们既不能低估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也不能做出任何一个轻率的举动。我们更不能超前地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存在了。过去，共产国际认为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这显然有问题。社会主义的一体化，国家的一体化，需要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保障每个民族都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这应该说也是我们保加利亚的一个经验。
真不愧是个理论家和演讲家。利洛夫的雄辩滔滔，让我佩服莫名。他对数字的征引，他对历史的洞悉，他对理论逻辑的条理，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展望，几乎都在把握之中，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模棱。我不知道，这些成体系的阐述，是他在多长时间内准备的？或许，从1989年那个不堪回首的10月起，也可能是从更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梳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苏联走向没落的原因了。他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在仕途上屡经坎坷，最终成为保加利亚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家。这经历，显然促使他加深了思考、联想、解读和顿悟。一个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变革的政治家，反思必然是精彩的，体验一定是生动的。
在对谈结尾，我问了利洛夫一个“轻松”的小问题：据说，在今天的莫斯科和罗马尼亚，出现了群众纪念斯大林，甚至齐奥塞斯库的花圈。您能告诉我，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群众情绪，有代表性吗？
利洛夫是这样回答我的：的确，在莫斯科，在一定范围内，有怀念斯大林的情况，不光是基层群众，也有军人。而且，在文学作品中间也有这种反映。我们应该对斯大林做出一个完整、全面的评价。他有贡献的一面，也有复杂的一面，缺陷的一面。这种对过去的怀念，并不稀奇，因为苏联时期生活比现在好。那个时代，人人都有工作。所以现在历史要求我们重新来思考斯大林的问题。
利洛夫说，现在对齐奥塞斯库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有时我从保加利亚到布加勒斯特，路过他的墓地，确实看到有一些人们放上的花。我认为，这是人们对目前罗马尼亚状况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齐奥塞斯库本人的肯定或感激。罗马尼亚现在的领导人，大多受过齐奥塞斯库的迫害。另外，齐奥塞斯库的影响，也没有斯大林那么大。齐的出名，是因为他要摆脱苏联，这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当然他的生命，最后就这样终结掉了，是个悲剧。
利洛夫与我及我的同事们的这次改革纵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虽然告别了他，但他的很多精辟之论和精彩观点，长久回响在我的脑际，以致我一再认为，与利洛夫的见面，真是万分有幸。通过这次对话，我更坚信，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遗产，是丰富多彩的，是固化在那里的。人们无论怎样臧否，都无法否定它的存在。它会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智慧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终结”论，实在有点草率。
直到今天，我和利洛夫还保持着联系。我曾陪他们夫妇到三峡大坝参观。他在那里留言说：“我到过世界许多江河大坝，但都没有三峡大坝这样感动我，震撼我。”老人对中国改革成就的赞赏，是真切的，由衷的，正如我见到的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老共产党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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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们主要的不是利用社会上的反对派，而是利用党内的反对派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这种战略不要低估。从我们剧变的情况看，这种战略成功了。外部的推波助澜，加速了党内的分化瓦解。
与利洛夫纵论改革和东欧剧变，是以下面两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结尾的:第一，东欧国家的党是如何看待苏联模式及其影响的？第二，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地位怎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利洛夫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党的1947年6月全会。在这个会议上，科斯托夫做了一个重要的发言，全面分析和批评了季米特洛夫。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保共没有按照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季米特洛夫认为，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保加利亚搞社会主义，应该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道路。一句话，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重复苏联；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应该是苏联模式。他当时提出了几个重要结论：一，保加利亚的经济应该是混合经济，既有国营经济，也应有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二，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应该由保共来领导，但是应该跟其他政治党派合作，一起领导这个国家。季米特洛夫认为，保加利亚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特征，所以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
对利洛夫这样的叙述，我本以为他要高度评价季米特洛夫，但没想到，他却恰恰从相反的角度强调说：如果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是因为接受了苏联模式，那是错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是苏联模式，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还是很适合的。因为，苏联模式要求一个国家的资金要高度地集中，国家的力量要高度地集中，统一利用。所以每个接受苏联模式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财力、物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使用。比如说搞国家的工业化。如果在实现工业化方面，把保加利亚与同时期的土耳其和希腊比，虽然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希腊和土耳其。所以说，苏联模式对那些小的、经济处于粗放阶段的国家来说，是适合的，有用的。在你搞经济建设的时候，这个模式是能发挥作用的。
我发现，即使在苏联模式这样的问题上，利洛夫的思维不仅相当辩证，而且视角独到。他这样解释说，当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时，社会主义国家还援用苏联模式就失效了。因为那时的主要问题，转到了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上面。这时候，苏联模式就起了牵制性的作用。因为这个模式没有用高科技或者高度的工业技术来装备自己。说到底，是苏联模式没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具有竞争力。由此可见，说苏联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就错了。苏联模式，首先适合苏联的具体条件。但它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所有欧洲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的存在，都应符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如果说，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这种说法恐怕是错误的。因为季米特洛夫就提出了自己的模式。
利洛夫客观地指出，应该说，斯大林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斯大林认为，东欧国家不应该再重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1944年到1946年间斯大林的思想。在现在解密的档案中我们看到，斯大林有一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对后者说，你就勇敢地宣传保加利亚的道路吧，走下去。当时他甚至建议保共改名，改成自由劳动党。他说，你不要害怕人家攻击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斯大林不想在丘吉尔和罗斯福面前证明，在东欧建立了完全的苏联式的专政和苏联的模式。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丘吉尔的“铁幕”讲话一出，冷战即开始。三个原来的盟友，彼此变成了敌人。于是，斯大林也要搞东欧苏联的“铁板一块”，因此，此后再提出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意味着反苏，反斯大林了。因此，季米特洛夫在人民民主这个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在斯大林面前做了妥协。我们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曾盲目认为苏联模式是万能的，是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符合它本国的条件，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正确的。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我还想写一本书，阐明中国怎么样结合古代的文明和今天的信息社会，怎么样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第二个问题，利洛夫是这样陈述的：苏联共产党早就说，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铁托也说，南斯拉夫没有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南斯拉夫已经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了什么呢？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得到解决，而是导致了冲突、战争和流血。所以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解体了。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民族是一个更牢固的概念，发挥了更牢固的作用。忽视了民族问题，忽视了民族的牢固性，就会导致流血冲突。
共产国际曾有这么一种理论，认为解决了社会问题，就能解决民族问题。一旦社会革命成功，民族问题也就自动解决，这个理论明显是错了。在保加利亚，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很多深刻痛苦的教训。在中世纪，保加利亚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1878年6月，柏林会议把保加利亚的边界彻底改变了，保加利亚一大部分领土被分割出去，而这部分土地上住的是保加利亚人。所以我们党的创始人布拉格耶夫提出，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巴尔干联邦，不仅仅是要把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团结起来，连接起来，而且是要解决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民族问题和边界问题。如果党当时提出来修改边界，就意味着巴尔干国家之间会出现流血事件。
二战后头几年的保加利亚政府，是想通过尽量减少国内少数民族的人口，来解决民族问题。所以我们跟土耳其签订了好几个条约，就是要交换人口。后来日夫科夫在解决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上，是主张把这部分少数民族融入到保加利亚整个一体化的进程中来，这是对的。但他所选择的手段，却是错误的。他的办法是给土耳其人改名换姓。所以在1984至1985年，在保加利亚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把土耳其人的姓和名都改掉，改成保加利亚人的姓和名，而且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内务部公安人员全部出动，强制他们改名。你们可以想象，突然来一帮人，强迫改你的名字，还要改你的姓，甚至改你父母祖辈的名姓，这是种什么感受？我们受土耳其500年的统治，可我们保加利亚人并没有被强迫改名换姓，现在我们要土耳其人改名换姓，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引起了冲突。
利洛夫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民族问题更复杂的了。这其中的政治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我们既不能低估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也不能做出任何一个轻率的举动。我们更不能超前地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存在了。过去，共产国际认为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这显然有问题。社会主义的一体化，国家的一体化，需要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保障每个民族都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这应该说也是我们保加利亚的一个经验。
真不愧是个理论家和演讲家。利洛夫的雄辩滔滔，让我佩服莫名。他对数字的征引，他对历史的洞悉，他对理论逻辑的条理，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展望，几乎都在把握之中，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模棱。我不知道，这些成体系的阐述，是他在多长时间内准备的？或许，从1989年那个不堪回首的10月起，也可能是从更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梳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苏联走向没落的原因了。他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在仕途上屡经坎坷，最终成为保加利亚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家。这经历，显然促使他加深了思考、联想、解读和顿悟。一个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变革的政治家，反思必然是精彩的，体验一定是生动的。
在对谈结尾，我问了利洛夫一个“轻松”的小问题：据说，在今天的莫斯科和罗马尼亚，出现了群众纪念斯大林，甚至齐奥塞斯库的花圈。您能告诉我，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群众情绪，有代表性吗？
利洛夫是这样回答我的：的确，在莫斯科，在一定范围内，有怀念斯大林的情况，不光是基层群众，也有军人。而且，在文学作品中间也有这种反映。我们应该对斯大林做出一个完整、全面的评价。他有贡献的一面，也有复杂的一面，缺陷的一面。这种对过去的怀念，并不稀奇，因为苏联时期生活比现在好。那个时代，人人都有工作。所以现在历史要求我们重新来思考斯大林的问题。
利洛夫说，现在对齐奥塞斯库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有时我从保加利亚到布加勒斯特，路过他的墓地，确实看到有一些人们放上的花。我认为，这是人们对目前罗马尼亚状况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齐奥塞斯库本人的肯定或感激。罗马尼亚现在的领导人，大多受过齐奥塞斯库的迫害。另外，齐奥塞斯库的影响，也没有斯大林那么大。齐的出名，是因为他要摆脱苏联，这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当然他的生命，最后就这样终结掉了，是个悲剧。
利洛夫与我及我的同事们的这次改革纵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虽然告别了他，但他的很多精辟之论和精彩观点，长久回响在我的脑际，以致我一再认为，与利洛夫的见面，真是万分有幸。通过这次对话，我更坚信，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遗产，是丰富多彩的，是固化在那里的。人们无论怎样臧否，都无法否定它的存在。它会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智慧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终结”论，实在有点草率。
直到今天，我和利洛夫还保持着联系。我曾陪他们夫妇到三峡大坝参观。他在那里留言说：“我到过世界许多江河大坝，但都没有三峡大坝这样感动我，震撼我。”老人对中国改革成就的赞赏，是真切的，由衷的，正如我见到的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老共产党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