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与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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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率地对我说，也许，你说得都是正确的。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不会改变。在美国，各国共产党都是被莫斯科控制和指挥的看法已成定见。但我从跟他的交谈中却体会到，霍普金斯也有这样的感觉：中共与其他共产党有所不同。他们在历史上同莫斯科有分歧，整风运动就是中共独立于苏联影响之外的标志。霍普金斯还认为，由于毛泽东的才能和独创性，他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我也深刻地意识到，霍普金斯乃至另外一些更接近于决策层的人们，都深受赫尔利的影响，那就是说要解决中共问题，只有通过俄国人，通过与斯大林的交易。或者也就是说，由我们给斯大林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然后向他提出条件。于是斯大林就会去迫使中共按他的要求去做，例如要中共收缩自己的力量，推迟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意美国人的条件等等。我认为，赫尔利这一套很可能来自国民党的某些人，例如宋子文等。当时罗斯福重病在身，不久就病逝了。他远离中国，同赫尔利一样，都没有有关中国的背景知识。但美国的政策就这样制定下来了。这也就是后来雅尔塔会议的背景。由于美国军方认为在对日本本土进行最后攻击时，日本人会顽强抵抗，可能会造成上百万美军的伤亡。因此，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得到了好处，从而作出了承诺。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毛泽东也并不想依赖莫斯科，当卫星国。他所希望的，是更多地开展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运动。
先生接着说，然而战争结束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很快宣布投降。美国人当时很愚蠢，又开始极不现实地认为，他们可以圆满地安排中国的未来，也就是努力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而民主的政府。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日军只向国民党投降。因此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受降地区，如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并动用我们的海军来守卫港口，以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从而引起了中国的内战。
讲到这里，我注意到谢伟思先生语调中带着很浓重的感叹和遗憾。作为历史当事人，他所流露的那种情感，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是很容易让人捕捉到的。
先生继续对我说，当时我们的见解很难达于最高层。然而我们都是那些事实的真正见证人。中共和八路军在人民之中，在抗日的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他们是充满生机的力量。我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而当时我所能作的，只是向他解释，我仅仅是一个观察员，我没有授权阐述我们的政策。但我还是告诉了他，重庆那些人，对此会是无动于衷的。
听到谢伟思先生这些真实的讲述，我自己心里也升起一种对历史的莫名的遗憾。的确，如果像谢伟思先生这样一些当时只是下层官员但却握有真知灼见的人，能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重视，那么战后中国、远东甚至在更大范围的历史时空中，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状况和结局！人们常常会提到政治上的“短视”。我想，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美国决策者们在这里可能犯了一次最大的“短视”性错误。当然，历史总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在“短视”的后面，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这里边的道理既有意识形态的，更有不同阶级、不同立场和历史限制性的因素在发生作用，而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的。但我想，至少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应记住它们；在有余力的时候，仔细地研究它们。在交谈的最后，谢伟思先生又应我的要求对中国的抗日战场进行了简单的评价。他说，无疑，八路军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他们迫使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建立封锁区。日军不得不沿铁路线部署重兵，建立据点，以保护铁路的畅通。日军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用很多兵力去维持整个占领区。事实上，是中共吸引了日军的大部分注意力，将它们牢牢拖在了战场上。中共发动的多次战役，给日军沉重打击。
这时，时钟已经指向12时。在言犹未尽之中，我们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对坚持下楼为我们送行的谢伟思先生，大家都感到却之不恭，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老人在心理上是极其顽强的，他们最不高兴的就是被人视作“老人”。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但我们更知道，老人讲述给我们的那段历史，老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以自己的正直，以自己准确的判断力而获得的真知和灼见，是永远不会被岁月磨洗去的。这将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鉴往知来。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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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率地对我说，也许，你说得都是正确的。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不会改变。在美国，各国共产党都是被莫斯科控制和指挥的看法已成定见。但我从跟他的交谈中却体会到，霍普金斯也有这样的感觉：中共与其他共产党有所不同。他们在历史上同莫斯科有分歧，整风运动就是中共独立于苏联影响之外的标志。霍普金斯还认为，由于毛泽东的才能和独创性，他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我也深刻地意识到，霍普金斯乃至另外一些更接近于决策层的人们，都深受赫尔利的影响，那就是说要解决中共问题，只有通过俄国人，通过与斯大林的交易。或者也就是说，由我们给斯大林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然后向他提出条件。于是斯大林就会去迫使中共按他的要求去做，例如要中共收缩自己的力量，推迟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意美国人的条件等等。我认为，赫尔利这一套很可能来自国民党的某些人，例如宋子文等。当时罗斯福重病在身，不久就病逝了。他远离中国，同赫尔利一样，都没有有关中国的背景知识。但美国的政策就这样制定下来了。这也就是后来雅尔塔会议的背景。由于美国军方认为在对日本本土进行最后攻击时，日本人会顽强抵抗，可能会造成上百万美军的伤亡。因此，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得到了好处，从而作出了承诺。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毛泽东也并不想依赖莫斯科，当卫星国。他所希望的，是更多地开展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运动。
先生接着说，然而战争结束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很快宣布投降。美国人当时很愚蠢，又开始极不现实地认为，他们可以圆满地安排中国的未来，也就是努力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而民主的政府。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日军只向国民党投降。因此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受降地区，如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并动用我们的海军来守卫港口，以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从而引起了中国的内战。
讲到这里，我注意到谢伟思先生语调中带着很浓重的感叹和遗憾。作为历史当事人，他所流露的那种情感，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是很容易让人捕捉到的。
先生继续对我说，当时我们的见解很难达于最高层。然而我们都是那些事实的真正见证人。中共和八路军在人民之中，在抗日的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他们是充满生机的力量。我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而当时我所能作的，只是向他解释，我仅仅是一个观察员，我没有授权阐述我们的政策。但我还是告诉了他，重庆那些人，对此会是无动于衷的。
听到谢伟思先生这些真实的讲述，我自己心里也升起一种对历史的莫名的遗憾。的确，如果像谢伟思先生这样一些当时只是下层官员但却握有真知灼见的人，能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重视，那么战后中国、远东甚至在更大范围的历史时空中，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状况和结局！人们常常会提到政治上的“短视”。我想，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美国决策者们在这里可能犯了一次最大的“短视”性错误。当然，历史总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在“短视”的后面，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这里边的道理既有意识形态的，更有不同阶级、不同立场和历史限制性的因素在发生作用，而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的。但我想，至少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应记住它们；在有余力的时候，仔细地研究它们。在交谈的最后，谢伟思先生又应我的要求对中国的抗日战场进行了简单的评价。他说，无疑，八路军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他们迫使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建立封锁区。日军不得不沿铁路线部署重兵，建立据点，以保护铁路的畅通。日军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用很多兵力去维持整个占领区。事实上，是中共吸引了日军的大部分注意力，将它们牢牢拖在了战场上。中共发动的多次战役，给日军沉重打击。
这时，时钟已经指向12时。在言犹未尽之中，我们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对坚持下楼为我们送行的谢伟思先生，大家都感到却之不恭，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老人在心理上是极其顽强的，他们最不高兴的就是被人视作“老人”。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但我们更知道，老人讲述给我们的那段历史，老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以自己的正直，以自己准确的判断力而获得的真知和灼见，是永远不会被岁月磨洗去的。这将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鉴往知来。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