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与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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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区积极作战。但他们越介入中国战场，就越需要了解中国的军事、政治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43年派出数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做情报工作。先生告诉我，他便是这些外交官中的一个。
先生接着说，当时他所负责的工作，是在史迪威的司令部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之间进行沟通，而主要任务是同周恩来先生进行接触。先生说，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华北敌后战况的重要。我们向蒋介石多次要求派代表去延安，搜集和研究那里的战况和情报，但都遭蒋拒绝。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蒋才最终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在重庆组成了观察小组，我作为政治观察员加入小组，负责对政治事务方面作出报告。
先生说，当我们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共方面安排了很多次报告会，由各个地区的军事负责人向我们介绍情况，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华北战场的最新发展形势，以及游击战的真实情况。我们还曾派出小组前往作战地区，如晋察冀的阜平和山西等地，以便进一步接触战场实际。
谢伟思先生不无感慨地告诉我，当时他们得到的一个很深印象就是，华北敌后在很多方面与重庆不同。人民支援军队，也拥护他们的领导人。人民是同八路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延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人人平等，没有通货膨胀，很少官僚主义，人们只是在为扩大根据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在延安，中共领导人普通得就像战士。毛泽东经常只带一个卫兵，在延安城里散步。他有一次在河边就这么碰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经常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总之，在延安，人们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这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然而，在重庆，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们完全是被动的，人们没有自己的远大想法，只是在那里等待着返回南京，返回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给人以新奇印象的东西。他们就是向盟军要物资、要更多的飞机，要一切所能要到的东西。先生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延安人总是向我说：“有办法，有办法”（谢伟思先生说这两句话时使用了中文）。他们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战斗越多，获取的也就越多。他们没有抱怨，没有令人生厌的讨价还价，甚至没有什么要求，他们总是充满了乐观。
讲到这里，谢伟思先生向我透露了他当时形成的一个重要想法，那就是美国人应该真诚地同八路军、共产党合作。同时他也有责任向美国的决策者和一般人宣传延安的情况。有兴味的是，谢伟思的想法事实上同我们党的见解一致，在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同他的谈话中，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是谢伟思先生有关这一内容的回忆：
那时候，外国人并不了解八路军，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和八路军只在华北一隅，大多数外国人不能到达那些地方，因而也就不了解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我当时和其他几位观察组的成员都特别关注在日本人被打败以后中国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中共在战后的中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有更强大的力量，控制着更广大的地区和人民，他们比在江西的时候要强大得多。在延安我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的多次谈话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特别是他们向我解释了他们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将要实行的政策，希望在战后能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认为，那种说中共只是依赖苏联，是苏联的傀儡的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实上，中共很了解苏联在战争中损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来支援中国进行建设。因此，他们欢迎美国的援助，愿意同美国合作。我把这些情况通过驻重庆的大使馆向华盛顿作了汇报。当时大使馆对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视的。
我相信，国民党是无法打败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在战争中迅速地发展和壮大。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那么战后中国会有好的前途，人民和各个方面都会从中获益。而所谓得当的处理和尽量好的安排，是指根据中共建议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所以我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呼吁美国应通过一个合作性的意向，来处理战后中国的事务，避免发生分裂和内战的灾难。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说到这里，谢伟思先生稍作停顿，仿佛在继续整理一下思路，准备进入更深层的反思。
先生接着说，那时，我只有35岁，很年轻。我的上述这些报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悦，但我还是写了。在我1944年同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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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区积极作战。但他们越介入中国战场，就越需要了解中国的军事、政治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43年派出数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做情报工作。先生告诉我，他便是这些外交官中的一个。
先生接着说，当时他所负责的工作，是在史迪威的司令部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之间进行沟通，而主要任务是同周恩来先生进行接触。先生说，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华北敌后战况的重要。我们向蒋介石多次要求派代表去延安，搜集和研究那里的战况和情报，但都遭蒋拒绝。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蒋才最终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在重庆组成了观察小组，我作为政治观察员加入小组，负责对政治事务方面作出报告。
先生说，当我们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共方面安排了很多次报告会，由各个地区的军事负责人向我们介绍情况，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华北战场的最新发展形势，以及游击战的真实情况。我们还曾派出小组前往作战地区，如晋察冀的阜平和山西等地，以便进一步接触战场实际。
谢伟思先生不无感慨地告诉我，当时他们得到的一个很深印象就是，华北敌后在很多方面与重庆不同。人民支援军队，也拥护他们的领导人。人民是同八路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延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人人平等，没有通货膨胀，很少官僚主义，人们只是在为扩大根据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在延安，中共领导人普通得就像战士。毛泽东经常只带一个卫兵，在延安城里散步。他有一次在河边就这么碰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经常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总之，在延安，人们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这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然而，在重庆，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们完全是被动的，人们没有自己的远大想法，只是在那里等待着返回南京，返回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给人以新奇印象的东西。他们就是向盟军要物资、要更多的飞机，要一切所能要到的东西。先生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延安人总是向我说：“有办法，有办法”（谢伟思先生说这两句话时使用了中文）。他们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战斗越多，获取的也就越多。他们没有抱怨，没有令人生厌的讨价还价，甚至没有什么要求，他们总是充满了乐观。
讲到这里，谢伟思先生向我透露了他当时形成的一个重要想法，那就是美国人应该真诚地同八路军、共产党合作。同时他也有责任向美国的决策者和一般人宣传延安的情况。有兴味的是，谢伟思的想法事实上同我们党的见解一致，在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同他的谈话中，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是谢伟思先生有关这一内容的回忆：
那时候，外国人并不了解八路军，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和八路军只在华北一隅，大多数外国人不能到达那些地方，因而也就不了解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我当时和其他几位观察组的成员都特别关注在日本人被打败以后中国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中共在战后的中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有更强大的力量，控制着更广大的地区和人民，他们比在江西的时候要强大得多。在延安我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的多次谈话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特别是他们向我解释了他们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将要实行的政策，希望在战后能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认为，那种说中共只是依赖苏联，是苏联的傀儡的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实上，中共很了解苏联在战争中损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来支援中国进行建设。因此，他们欢迎美国的援助，愿意同美国合作。我把这些情况通过驻重庆的大使馆向华盛顿作了汇报。当时大使馆对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视的。
我相信，国民党是无法打败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在战争中迅速地发展和壮大。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那么战后中国会有好的前途，人民和各个方面都会从中获益。而所谓得当的处理和尽量好的安排，是指根据中共建议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所以我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呼吁美国应通过一个合作性的意向，来处理战后中国的事务，避免发生分裂和内战的灾难。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说到这里，谢伟思先生稍作停顿，仿佛在继续整理一下思路，准备进入更深层的反思。
先生接着说，那时，我只有35岁，很年轻。我的上述这些报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悦，但我还是写了。在我1944年同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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