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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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美国查档案
去美国查档案的想法，在我是由来已久了。
胡乔木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对外部压力的“过火”反应，是导致我们走向“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个论断是对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设法弄清，在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外部世界给予我们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大是小，是沉重还是轻微？特别是我们应该了解，所谓外来“压力”，其真实性到底怎样？而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敌人”的美国，曾经是我们感到严重“威胁”或“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查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基本脉络的史料，对搞清我们所感受“压力”的状态以及所作出“反应”是否“过火”，显然是必要的。说到去美国查档案的动机，此其一也。
其二，早在上学期间，有关美国档案的丰富与开放已使我心向往之。那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近代史所的陶文钊先生，专门为我们开设了“美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课程。陶先生于娓娓道来之中，详述了他在美两年所接触的每一个历史馆藏，论列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讲到开心处，陶老师常常说些他在美国档案馆中的稀奇见闻，令我们眼界大开。心想：早晚有一天，我们也应该踏进那座“宝山”。
其三，在平日的党史研究中，我总感到，我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常常显得“立足不稳”。其原因就在我们的史料功夫欠扎实。党史学无疑应属于历史门类，因此，它的研究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规律。而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的某些研究成果，“理论色彩”过于浓厚，而“史味”欠缺，且满足于此者不在少数。我不是有意将历史学家与思想家对立起来，可毕竟我们的学科所要求的，第一应是“知其然”。若连基本过程都没有搞清，或搞得不那么确切，所谓“高论”又如何“附丽”呢？例如讲到中美关系，我们有些文章所引的材料不过二手、三手，且往往陈陈相传，囫囵吞之，明显缺乏准确的根据。而说者仍能高谈阔论，大加发挥。读这样的文章，总让人将信将疑，无法深究。有鉴于此，我想最好还是“逼”着自己先去坐一段“冷板凳”，下点死功夫为好。
恰巧，1997年初我得到了一次赴美的机会。
当我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指导下，最后设计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六十年代中美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时，我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走进美国档案馆。
应该走进哪座档案馆
美国是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比较起来，她的文化和文明积累，少我们实在太多。但可能正因为历史短暂，又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美国人显得特别珍惜自己的过去。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博物馆、纪念馆众多，而人们办理这一事业的认真态度，更让人感动。
美国的档案馆，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联邦到州，再到市、镇，一般都设有档案馆或档案机构。当然，作为研究外交关系、国家关系的历史学者，我的目光无疑必须盯在联邦档案上面。可麦克法夸尔教授告诉我：应该在总统图书馆投入你主要的精力。
在此之前，我对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只有模糊印象，似乎它们只是为纪念卸任总统而设立的。而真正走近它们，我才发现，那的确是一座座历史文献的宝库。
美国总统图书馆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搜集、保存总统个人的档案和文物，经整理后为人们所利用。就价值而论，这里保存的总统档案要比其他文物重要得多；尽管后者五光十色，常常金碧辉煌。
从胡佛到布什，美国已建成11座总统图书馆。它们一般坐落在总统出生地或与该总统生平事业紧密相关的地方。通常，各馆的设计皆出自“名家”之手，不同的风格着意反映着馆主的个性和业绩，往往让走进它的人，获得某种触摸艺术品的感觉。
因为我的研究课题是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所以我主要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个总统图书馆工作。1997年11月，布什总统图书馆于德克萨斯州CollegeStation落成，我亦有幸前往参观。布什因出任过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所以设计者在馆内搭建了天安门广场的模型。久为游子，置身其间，不免忘情。
除去总统图书馆，历史学者必去的地方，应当是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分为一馆和二馆，一馆在华盛顿特区，二馆在马里兰州。其馆藏之庞大，往往令学者们望之兴叹。
当你走进档案馆的时候
作为中国学者，当你随着来自不同国度的研究者走进美国档案馆的大门，面对完全陌生的一切时，有三个问题会不断地撞击你：1．他们对来访者的身份有什么要求？2．关于档案的查阅有什么规矩？3．我能见到和得到最需要的档案吗？这特别能反映出中国学者的特色。它表现为一种烙印，一种在我们自己特定环境中长期工作后留下的紧张。然而，根据我的经历，如果一个研究者想要走进美国的档案馆和任何一个总统图书馆，他事实上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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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美国查档案
去美国查档案的想法，在我是由来已久了。
胡乔木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对外部压力的“过火”反应，是导致我们走向“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个论断是对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设法弄清，在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外部世界给予我们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大是小，是沉重还是轻微？特别是我们应该了解，所谓外来“压力”，其真实性到底怎样？而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敌人”的美国，曾经是我们感到严重“威胁”或“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查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基本脉络的史料，对搞清我们所感受“压力”的状态以及所作出“反应”是否“过火”，显然是必要的。说到去美国查档案的动机，此其一也。
其二，早在上学期间，有关美国档案的丰富与开放已使我心向往之。那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近代史所的陶文钊先生，专门为我们开设了“美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课程。陶先生于娓娓道来之中，详述了他在美两年所接触的每一个历史馆藏，论列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讲到开心处，陶老师常常说些他在美国档案馆中的稀奇见闻，令我们眼界大开。心想：早晚有一天，我们也应该踏进那座“宝山”。
其三，在平日的党史研究中，我总感到，我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常常显得“立足不稳”。其原因就在我们的史料功夫欠扎实。党史学无疑应属于历史门类，因此，它的研究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规律。而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的某些研究成果，“理论色彩”过于浓厚，而“史味”欠缺，且满足于此者不在少数。我不是有意将历史学家与思想家对立起来，可毕竟我们的学科所要求的，第一应是“知其然”。若连基本过程都没有搞清，或搞得不那么确切，所谓“高论”又如何“附丽”呢？例如讲到中美关系，我们有些文章所引的材料不过二手、三手，且往往陈陈相传，囫囵吞之，明显缺乏准确的根据。而说者仍能高谈阔论，大加发挥。读这样的文章，总让人将信将疑，无法深究。有鉴于此，我想最好还是“逼”着自己先去坐一段“冷板凳”，下点死功夫为好。
恰巧，1997年初我得到了一次赴美的机会。
当我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指导下，最后设计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六十年代中美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时，我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走进美国档案馆。
应该走进哪座档案馆
美国是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比较起来，她的文化和文明积累，少我们实在太多。但可能正因为历史短暂，又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美国人显得特别珍惜自己的过去。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博物馆、纪念馆众多，而人们办理这一事业的认真态度，更让人感动。
美国的档案馆，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联邦到州，再到市、镇，一般都设有档案馆或档案机构。当然，作为研究外交关系、国家关系的历史学者，我的目光无疑必须盯在联邦档案上面。可麦克法夸尔教授告诉我：应该在总统图书馆投入你主要的精力。
在此之前，我对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只有模糊印象，似乎它们只是为纪念卸任总统而设立的。而真正走近它们，我才发现，那的确是一座座历史文献的宝库。
美国总统图书馆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搜集、保存总统个人的档案和文物，经整理后为人们所利用。就价值而论，这里保存的总统档案要比其他文物重要得多；尽管后者五光十色，常常金碧辉煌。
从胡佛到布什，美国已建成11座总统图书馆。它们一般坐落在总统出生地或与该总统生平事业紧密相关的地方。通常，各馆的设计皆出自“名家”之手，不同的风格着意反映着馆主的个性和业绩，往往让走进它的人，获得某种触摸艺术品的感觉。
因为我的研究课题是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所以我主要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个总统图书馆工作。1997年11月，布什总统图书馆于德克萨斯州CollegeStation落成，我亦有幸前往参观。布什因出任过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所以设计者在馆内搭建了天安门广场的模型。久为游子，置身其间，不免忘情。
除去总统图书馆，历史学者必去的地方，应当是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分为一馆和二馆，一馆在华盛顿特区，二馆在马里兰州。其馆藏之庞大，往往令学者们望之兴叹。
当你走进档案馆的时候
作为中国学者，当你随着来自不同国度的研究者走进美国档案馆的大门，面对完全陌生的一切时，有三个问题会不断地撞击你：1．他们对来访者的身份有什么要求？2．关于档案的查阅有什么规矩？3．我能见到和得到最需要的档案吗？这特别能反映出中国学者的特色。它表现为一种烙印，一种在我们自己特定环境中长期工作后留下的紧张。然而，根据我的经历，如果一个研究者想要走进美国的档案馆和任何一个总统图书馆，他事实上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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