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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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出现表示担忧，担心新的强国对它的挑战。对它们说来，这种担忧总是导致在政策上的对抗倾向。我深信，老教授的话极具历史感。
在美国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哈佛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近年以他的“文明冲突论”又一次引起学人的瞩目。然而，在“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上，我却认为他的论述并不成功。亨氏说，冷战后世界的政治势力越来越明显地由不同文明背景的主要国家所代表。西方文明仍是未来世纪中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会不断遭到代表其他文明的势力的挑战，比如说伊斯兰文明在政治上，中国文明在经济上的挑战。亨氏认为，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易于相互理解与信任。它们在价值观上有重要的相同之处。而试图改变或融合不同的文明却很困难。其他文明在抵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正更进一步确立自己文明的性质和特征。随后，亨氏开始以中国为例来解释“文明冲突”。
他讲了中国与伊朗的关系，讲了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更着重讲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我发现，亨廷顿先生并没有用“文明冲突”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关系，而是重复着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概念。当他以更直截了当的语言陈述说，中美之间目前在人权、军售上的争议，仅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而实质在于，美国对中国将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表示担忧，因为，美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不希望东亚被唯一一个强国所支配，那样，美国将不得不同那个强国发生冲突。推演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不论“文明冲突”也好，“东西方冲突”也罢，说到底，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正如150余年前的鸦片战争，既不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国试图为中国灌送自己的文明，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人不得不奋起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也不是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仅仅为了不同源的文明从西而来，便舍去一切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地同这种西来文明的拼死搏斗。鸦片战争的实质，恰恰不在于“文明冲突”，而在于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一个民族试图对另一个民族所实行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先生强调美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的解释倒也并不错。此外，“文明冲突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明显反映出“后冷战”观念的某种特征——寻找“新敌手”，制造“新敌手”。这真是“思想者”的悲哀。
每当我走出中心大楼，回想刚刚结束的“赛米那”给我的启示时，也会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同事们。我相信，繁荣学术的方法，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不仅应该有充分的学术民主，也应该有保证学术民主的形式。在这一方面，“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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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出现表示担忧，担心新的强国对它的挑战。对它们说来，这种担忧总是导致在政策上的对抗倾向。我深信，老教授的话极具历史感。
在美国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哈佛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近年以他的“文明冲突论”又一次引起学人的瞩目。然而，在“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上，我却认为他的论述并不成功。亨氏说，冷战后世界的政治势力越来越明显地由不同文明背景的主要国家所代表。西方文明仍是未来世纪中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会不断遭到代表其他文明的势力的挑战，比如说伊斯兰文明在政治上，中国文明在经济上的挑战。亨氏认为，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易于相互理解与信任。它们在价值观上有重要的相同之处。而试图改变或融合不同的文明却很困难。其他文明在抵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正更进一步确立自己文明的性质和特征。随后，亨氏开始以中国为例来解释“文明冲突”。
他讲了中国与伊朗的关系，讲了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更着重讲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我发现，亨廷顿先生并没有用“文明冲突”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关系，而是重复着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概念。当他以更直截了当的语言陈述说，中美之间目前在人权、军售上的争议，仅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而实质在于，美国对中国将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表示担忧，因为，美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不希望东亚被唯一一个强国所支配，那样，美国将不得不同那个强国发生冲突。推演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不论“文明冲突”也好，“东西方冲突”也罢，说到底，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正如150余年前的鸦片战争，既不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国试图为中国灌送自己的文明，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人不得不奋起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也不是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仅仅为了不同源的文明从西而来，便舍去一切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地同这种西来文明的拼死搏斗。鸦片战争的实质，恰恰不在于“文明冲突”，而在于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一个民族试图对另一个民族所实行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先生强调美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的解释倒也并不错。此外，“文明冲突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明显反映出“后冷战”观念的某种特征——寻找“新敌手”，制造“新敌手”。这真是“思想者”的悲哀。
每当我走出中心大楼，回想刚刚结束的“赛米那”给我的启示时，也会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同事们。我相信，繁荣学术的方法，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不仅应该有充分的学术民主，也应该有保证学术民主的形式。在这一方面，“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