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4年与基辛格的五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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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出版了《基辛格会谈密录》一书。原书共十章，除导论和每章的部分评论性文字外，原文披露了基辛格自1972年2月参加尼克松毛泽东会谈以来共30余次谈话记录。谈话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以及黄镇、黄华等，涉及了当时中美、中苏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基辛格会谈密录》出版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台湾学者曾作部分编发，国内学者也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兴趣。
1974年，邓小平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基辛格进行了五次会谈。这几次谈话的内容过去极少为人们所知，甚至连基辛格本人的回忆录，也不曾详细记载它们，只是我国的《参考消息》当时曾作了一般消息式的报导，内容非常简略。因此《基辛格会谈密录》第六章收录的邓小平和基辛格这个原始谈话记录，就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
与1973年初春中美关系明显“升温”不同，进入1974年，中美关系由于国际形势以及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动而走向猜忌和一波三折。用美国分析家的话说，在基辛格1973年11月和1974年11月两次访问北京之间，是中美关系一段棘手和动荡不定的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1．水门事件引起的政治危机，明显损害了尼克松的地位，从而使他原本允诺的推进中美关系进程以及在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变得非常黯淡了；2．美国同苏联谋求缓和的姿态明显热烈起来。继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订《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1974年6－7月尼克松总统和同年11月福特总统两次赴苏，相继与苏联签署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以及海参崴《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3．尼克松为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明显加强了同台湾的关系。1974年2月，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驻台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有一位代办负责的方式。同时，美国还允许台湾在美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4．中国国内政局在1974年也发生了重要变动。首先，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出，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颇为奇特的政治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即反对1972年以来纠“左”的努力，而试图将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与实践再继续延伸下去。其次，毛泽东于1973年两次批评了外交部和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造成了外交工作的很大压力。5．毛泽东对美苏的缓和迹象表示疑虑，在1974年2月25日会见布迈丁和3月25日会见尼雷尔时，公开批评了持久和平和“一代人的和平”的观点。
大约在同时，邓小平开始实质性地介入并随即承担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1974年初，毛泽东亲自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成为替代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的当然人选。因此才有了他同基辛格之间的几次会谈。
美国的分析家认为：当基辛格还在构想他的“心照不宣的同盟”时，他同邓的会谈记录表明，他与周事实上的继任者邓小平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也深知，中国人内部的政治冲突，或华盛顿的错误行动，都可能削弱与北京的关系。尽管邓小平肯定中美关系是“良好”的，虽然双方在战略情报的合作上有所进展，但他在口头上向着美国的“轰炮”却是一个征兆，也就是美国高级官员们所说的关系“在冷却”。此外，在关系正常化这样关键问题上，到年底时也越显得僵持不下，这形成了一种可能性，除非一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中美关系就可能停滞。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于1974年4月14日晚8时零5分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套房中举行。这是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于10日发表重要讲话后的对基辛格的拜访。会谈在许多方面是实质性的，邓小平并没有如同美国分析家们所说，向基辛格“开了炮”。《基辛格会谈密录》的记载如下：
基辛格国务卿：见到你非常高兴，副总理先生。我知道副外长最近已经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这时新闻记者被允许进入房间拍照，谈话暂时被打断。）
（在简单讨论了他的旅行计划后，邓小平问他能不能吸烟。在得到基辛格的允许后，邓接着基辛格“我不会抽烟”的话说，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国务卿：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副总理：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很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
邓副总理：我也有不少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
基辛格国务卿：那是在哪一年？
邓副总理：我一共去过苏联七次。……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能达成协议，但都非常慢。他们关于军备控制的看法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现在的基础着手做起，而他们则应该有5年时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邓副总理：你们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在讲到中美联合公报的艰苦谈判时），邓小平说：每一方都应该讲心里话。这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从葛罗米柯哪里听说了他对你前几天讲话的抱怨。
邓副总理：他很不满意？
基辛格国务卿：他感到他受到了攻击，他要我代表我们双方给予回答。
乔冠华副外长：（用英语）多聪明的策略！基辛格国务卿，如果你能仔细听我明天的讲话，那你将不会听到许多批评了。
（随后基辛格陪同客人走进饭厅。话题转入中东事务。）
基辛格国务卿：对中东所发生的事情应该真正负责的人，是副外长。去年我们曾一起谈论过中东问题，之后我一直按照我们设想的思路行事。
乔冠华副外长：上次我们会面时我所讲的，根据的是毛主席同埃及副总统的谈话。你有两只手，应该并用。一只给以色列，一只给另一方。
基辛格国务卿：我遵循的就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政策。
邓副总理：确实，两只手都应该用。
基辛格国务卿：没错！
邓副总理：依你的看法，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现在是否有脱离接触的希望？
基辛格国务卿：我希望在今后三星期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相当的进展。……应该让你们知道的是，叙利亚人告诉我，一旦能脱离接触，他们将转向伊拉克，通过工作减少苏联在伊拉克的影响。你记得，我与毛主席、周总理把这个作为长期战略讨论过。
邓副总理：是这样的！后来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访问了莫斯科。你认为那会对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国务卿：苏联非常想在谈判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一直在尽量做得精巧一些。……困难的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不想让苏联加进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能成功地说服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所占地方撤出。（注：中国翻译在中文里略去了“所占地方”几个字）。
邓副总理：如果苏联在叙利亚得手，那它在中东就会有三块可依托的地方：叙利亚，伊拉克和南也门。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正尽力防止在叙利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已经在对南也门做工作。我们认为，埃及人会在这些问题上帮助我们。
邓副总理：毛主席在同你的谈话里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态度是，一方面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在另一方面，与你们一起阻止北极熊。
基辛格国务卿：这也正是我们的立场。……
邓副总理：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什么变化。（注：邓副总理的话中原本没有“到现在为止”几个字，是中国译员后加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中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副总理：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的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小时。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谈到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国务卿与乔副外长干杯。）
邓副总理：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国务卿：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副总理：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它们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点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在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在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副总理：关于东方，我们曾经同我们的日本朋友谈过。他们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好像认为苏联在东方的企图并不包括日本。比如，在西伯利亚勘探油田的秋明工程，……但他们并未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基辛格国务卿：日本人没有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而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好，我特别为今晚能看见来自中国的老朋友感到高兴。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能确认同毛主席、周总理讨论的每一个细节，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我们政策所由确立的方向。我们同欧洲盟友有过争论，是为让他们认识到事实，从而更现实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长期战略。它也不会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强大欧洲的愿望。……这仅仅是在家庭内部的吵嘴。
邓副总理：正是这样。是小吵却团结在。
基辛格国务卿：说得好。
邓副总理：可如果你要对欧洲人说出更多的考虑，那结果是不是不好呢？
基辛格国务卿：那要看对谁。他们很不一样。
……
邓副总理：为什么对水门事件仍然那么吵吵嚷嚷的？
基辛格国务卿：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副总理：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国务卿：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副总理：我们对此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为了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副总理：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邓小平提议为中美友谊干杯，并指出，自1971－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健康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观察了你们的外交政策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的结论是，它总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不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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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出版了《基辛格会谈密录》一书。原书共十章，除导论和每章的部分评论性文字外，原文披露了基辛格自1972年2月参加尼克松毛泽东会谈以来共30余次谈话记录。谈话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以及黄镇、黄华等，涉及了当时中美、中苏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基辛格会谈密录》出版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台湾学者曾作部分编发，国内学者也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兴趣。
1974年，邓小平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基辛格进行了五次会谈。这几次谈话的内容过去极少为人们所知，甚至连基辛格本人的回忆录，也不曾详细记载它们，只是我国的《参考消息》当时曾作了一般消息式的报导，内容非常简略。因此《基辛格会谈密录》第六章收录的邓小平和基辛格这个原始谈话记录，就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
与1973年初春中美关系明显“升温”不同，进入1974年，中美关系由于国际形势以及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动而走向猜忌和一波三折。用美国分析家的话说，在基辛格1973年11月和1974年11月两次访问北京之间，是中美关系一段棘手和动荡不定的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1．水门事件引起的政治危机，明显损害了尼克松的地位，从而使他原本允诺的推进中美关系进程以及在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变得非常黯淡了；2．美国同苏联谋求缓和的姿态明显热烈起来。继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订《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1974年6－7月尼克松总统和同年11月福特总统两次赴苏，相继与苏联签署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以及海参崴《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3．尼克松为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明显加强了同台湾的关系。1974年2月，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驻台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有一位代办负责的方式。同时，美国还允许台湾在美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4．中国国内政局在1974年也发生了重要变动。首先，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出，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颇为奇特的政治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即反对1972年以来纠“左”的努力，而试图将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与实践再继续延伸下去。其次，毛泽东于1973年两次批评了外交部和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造成了外交工作的很大压力。5．毛泽东对美苏的缓和迹象表示疑虑，在1974年2月25日会见布迈丁和3月25日会见尼雷尔时，公开批评了持久和平和“一代人的和平”的观点。
大约在同时，邓小平开始实质性地介入并随即承担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1974年初，毛泽东亲自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成为替代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的当然人选。因此才有了他同基辛格之间的几次会谈。
美国的分析家认为：当基辛格还在构想他的“心照不宣的同盟”时，他同邓的会谈记录表明，他与周事实上的继任者邓小平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也深知，中国人内部的政治冲突，或华盛顿的错误行动，都可能削弱与北京的关系。尽管邓小平肯定中美关系是“良好”的，虽然双方在战略情报的合作上有所进展，但他在口头上向着美国的“轰炮”却是一个征兆，也就是美国高级官员们所说的关系“在冷却”。此外，在关系正常化这样关键问题上，到年底时也越显得僵持不下，这形成了一种可能性，除非一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中美关系就可能停滞。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于1974年4月14日晚8时零5分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套房中举行。这是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于10日发表重要讲话后的对基辛格的拜访。会谈在许多方面是实质性的，邓小平并没有如同美国分析家们所说，向基辛格“开了炮”。《基辛格会谈密录》的记载如下：
基辛格国务卿：见到你非常高兴，副总理先生。我知道副外长最近已经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这时新闻记者被允许进入房间拍照，谈话暂时被打断。）
（在简单讨论了他的旅行计划后，邓小平问他能不能吸烟。在得到基辛格的允许后，邓接着基辛格“我不会抽烟”的话说，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国务卿：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副总理：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很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
邓副总理：我也有不少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
基辛格国务卿：那是在哪一年？
邓副总理：我一共去过苏联七次。……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能达成协议，但都非常慢。他们关于军备控制的看法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现在的基础着手做起，而他们则应该有5年时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邓副总理：你们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在讲到中美联合公报的艰苦谈判时），邓小平说：每一方都应该讲心里话。这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从葛罗米柯哪里听说了他对你前几天讲话的抱怨。
邓副总理：他很不满意？
基辛格国务卿：他感到他受到了攻击，他要我代表我们双方给予回答。
乔冠华副外长：（用英语）多聪明的策略！基辛格国务卿，如果你能仔细听我明天的讲话，那你将不会听到许多批评了。
（随后基辛格陪同客人走进饭厅。话题转入中东事务。）
基辛格国务卿：对中东所发生的事情应该真正负责的人，是副外长。去年我们曾一起谈论过中东问题，之后我一直按照我们设想的思路行事。
乔冠华副外长：上次我们会面时我所讲的，根据的是毛主席同埃及副总统的谈话。你有两只手，应该并用。一只给以色列，一只给另一方。
基辛格国务卿：我遵循的就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政策。
邓副总理：确实，两只手都应该用。
基辛格国务卿：没错！
邓副总理：依你的看法，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现在是否有脱离接触的希望？
基辛格国务卿：我希望在今后三星期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相当的进展。……应该让你们知道的是，叙利亚人告诉我，一旦能脱离接触，他们将转向伊拉克，通过工作减少苏联在伊拉克的影响。你记得，我与毛主席、周总理把这个作为长期战略讨论过。
邓副总理：是这样的！后来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访问了莫斯科。你认为那会对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国务卿：苏联非常想在谈判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一直在尽量做得精巧一些。……困难的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不想让苏联加进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能成功地说服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所占地方撤出。（注：中国翻译在中文里略去了“所占地方”几个字）。
邓副总理：如果苏联在叙利亚得手，那它在中东就会有三块可依托的地方：叙利亚，伊拉克和南也门。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正尽力防止在叙利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已经在对南也门做工作。我们认为，埃及人会在这些问题上帮助我们。
邓副总理：毛主席在同你的谈话里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态度是，一方面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在另一方面，与你们一起阻止北极熊。
基辛格国务卿：这也正是我们的立场。……
邓副总理：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什么变化。（注：邓副总理的话中原本没有“到现在为止”几个字，是中国译员后加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中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副总理：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的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小时。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谈到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国务卿与乔副外长干杯。）
邓副总理：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国务卿：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副总理：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它们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点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在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在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副总理：关于东方，我们曾经同我们的日本朋友谈过。他们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好像认为苏联在东方的企图并不包括日本。比如，在西伯利亚勘探油田的秋明工程，……但他们并未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基辛格国务卿：日本人没有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而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好，我特别为今晚能看见来自中国的老朋友感到高兴。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能确认同毛主席、周总理讨论的每一个细节，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我们政策所由确立的方向。我们同欧洲盟友有过争论，是为让他们认识到事实，从而更现实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长期战略。它也不会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强大欧洲的愿望。……这仅仅是在家庭内部的吵嘴。
邓副总理：正是这样。是小吵却团结在。
基辛格国务卿：说得好。
邓副总理：可如果你要对欧洲人说出更多的考虑，那结果是不是不好呢？
基辛格国务卿：那要看对谁。他们很不一样。
……
邓副总理：为什么对水门事件仍然那么吵吵嚷嚷的？
基辛格国务卿：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副总理：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国务卿：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副总理：我们对此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为了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副总理：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邓小平提议为中美友谊干杯，并指出，自1971－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健康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观察了你们的外交政策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的结论是，它总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不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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