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波兰前总理米莱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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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期的做法。
可能是“遗产”问题触动了米莱尔，他突然说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说，卡廷森林案对波兰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案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沉重历史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不信任我们也仇恨苏联，都同这个案件有关。案件使公民们和社会认识到，波兰社会主义政党的确存在很多缺陷。
关于当前波兰正面对什么样的难题这个话题，米莱尔说，波兰左翼政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兰现在有一种倾向，是牺牲民主自由来加强国家集权。但事实上，国家集权已经极大地存在了。公民是弱小的。波兰政党的左翼应当关心民众的权利。第二，经济活动的更加自由化。市场自由消除了官僚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第三，政教分离的社会自由。在波兰，教会是具有引导社会走向的力量。但从信仰上说，它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在妇女地位、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上，在立法问题上，教会总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此，米莱尔说了一件有关他个人生活中的“趣事”。这件事说明，在波兰，宗教影响巨大。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会思想、传统礼数和生活行为。米莱尔回忆说：我出生在一个宗教背景浓厚的家庭。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结婚时只进行了世俗婚礼，没有举行教堂仪式。结果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不承认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后，他们不愿意让我和妻子在一起。后来我和妻子说，我们还是举行一个宗教结婚仪式吧。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母亲甚至激动地哭了。米莱尔说，在波兰，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主张不信教的。在统一工人党执政时期，大家对宗教持比较宽松的态度。尽管波兰党正式对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但党员去教堂也没有任何限制。统一工人党从来不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从米莱尔先生这个非常“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土波兰进行了一次访问。他除了做弥撒和讲经，也说了一些别的话。从那时起，团结工会即应声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将教皇的访问，看作是“共产党政权终结”的开始。可见，在相当程度上，宗教在波兰乃至在许多国家，并不是像米莱尔先生所讲的，只是“一个传统或仪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莱尔先生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坦白地说，此刻我们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谈话带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对波兰发生的剧变，我们还是疑团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显性的原因外，更深层的东西在哪里？难道社会主义的遗产，就那么一点点吗？
波兰是个有悠久工人运动历史的国家。波兰的工会运动，甚至早于苏联。在二战中，波兰作为被纳粹最先侵占的国家，人民遭到杀戮，财富蒙受巨大损失。1945年，在苏联红军和盟军大反攻的关键时刻，华沙人民曾经举行英勇的起义。战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一度，波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波兰出现过最早和最有理论建树的改革理论家，如布鲁斯等。他们的改革理论，曾经深入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兰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统一工人党在社会建设、经济模式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在同“团结工会”反反复复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失去了执政地位，丢掉了社会主义。当然，在米莱尔等剧变当事人看来，波兰的政治变革可能并非坏事，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上观察，波兰事变至少提供了可以长久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华沙也在伸出双臂，迎接关心自己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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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期的做法。
可能是“遗产”问题触动了米莱尔，他突然说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说，卡廷森林案对波兰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案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沉重历史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不信任我们也仇恨苏联，都同这个案件有关。案件使公民们和社会认识到，波兰社会主义政党的确存在很多缺陷。
关于当前波兰正面对什么样的难题这个话题，米莱尔说，波兰左翼政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兰现在有一种倾向，是牺牲民主自由来加强国家集权。但事实上，国家集权已经极大地存在了。公民是弱小的。波兰政党的左翼应当关心民众的权利。第二，经济活动的更加自由化。市场自由消除了官僚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第三，政教分离的社会自由。在波兰，教会是具有引导社会走向的力量。但从信仰上说，它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在妇女地位、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上，在立法问题上，教会总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此，米莱尔说了一件有关他个人生活中的“趣事”。这件事说明，在波兰，宗教影响巨大。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会思想、传统礼数和生活行为。米莱尔回忆说：我出生在一个宗教背景浓厚的家庭。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结婚时只进行了世俗婚礼，没有举行教堂仪式。结果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不承认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后，他们不愿意让我和妻子在一起。后来我和妻子说，我们还是举行一个宗教结婚仪式吧。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母亲甚至激动地哭了。米莱尔说，在波兰，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主张不信教的。在统一工人党执政时期，大家对宗教持比较宽松的态度。尽管波兰党正式对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但党员去教堂也没有任何限制。统一工人党从来不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从米莱尔先生这个非常“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土波兰进行了一次访问。他除了做弥撒和讲经，也说了一些别的话。从那时起，团结工会即应声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将教皇的访问，看作是“共产党政权终结”的开始。可见，在相当程度上，宗教在波兰乃至在许多国家，并不是像米莱尔先生所讲的，只是“一个传统或仪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莱尔先生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坦白地说，此刻我们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谈话带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对波兰发生的剧变，我们还是疑团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显性的原因外，更深层的东西在哪里？难道社会主义的遗产，就那么一点点吗？
波兰是个有悠久工人运动历史的国家。波兰的工会运动，甚至早于苏联。在二战中，波兰作为被纳粹最先侵占的国家，人民遭到杀戮，财富蒙受巨大损失。1945年，在苏联红军和盟军大反攻的关键时刻，华沙人民曾经举行英勇的起义。战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一度，波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波兰出现过最早和最有理论建树的改革理论家，如布鲁斯等。他们的改革理论，曾经深入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兰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统一工人党在社会建设、经济模式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在同“团结工会”反反复复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失去了执政地位，丢掉了社会主义。当然，在米莱尔等剧变当事人看来，波兰的政治变革可能并非坏事，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上观察，波兰事变至少提供了可以长久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华沙也在伸出双臂，迎接关心自己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