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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的南粤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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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5000以上。在手工作坊时代,“锦纶堂”强大的生产规模以及广州丝绸的良好声誉,它的产品很容易就登上了上千里之外紫禁城的汉白玉台阶,成为了帝国皇帝及其宠妃们的御用珍品。

“锦纶堂”真正的风光开始于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政策。地域优势使他们与十三行的行商大佬们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产品运抵当时西太平洋上最大的贸易港口——广州,进而扬帆出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南亚、泰西诸国的市场。伴随着贸易量的加大,“锦纶堂”以其销售市场为基础,细分出了五大商行:安南货行、新加坡行、孟买货行、纱绸庄行及福州货庄。各方议定价格、商讨行规的场所就设定在了距离“十三行”不远处的“锦纶会馆”。

然而,“锦纶堂”的辉煌没能与时俱进。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使得广州城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主角。在现代生产技术与经营模式的冲击下,恪守原有经营和生产方式的“锦纶堂”在国际市场中更是毫无优势可言。如果硬要给它安上个第一的话,也就是依附于其下的失业人数可以算得上华南之冠了。

蒸汽机的“罪状”

面临生计危机,很多“锦纶堂”的织工都将生丝短缺的原因归结为了蒸汽机织的存在。认为机械缫丝企业大量收购囤积蚕茧,抢走了手工织工的生计。

一时间,各种对于蒸汽设备诋毁、诬蔑之辞四散开来。甚至有人罗列出了蒸汽设备的四大“罪状”:一、华夏子孙使用西洋人的奇技淫巧,大有叛国之嫌;二、蒸汽设备安全性差、容易伤人性命;三、男女同工、有违道德;四、烟囱高耸、有伤风水。

这种煽动大多是利用普通民众对于机械知识的匮乏以及传统道德的根深蒂固展开的。蒸汽缫丝机作为舶来物品,在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看来无非是“黄毛鬼子”的奇技淫巧,无论其效率高低,产品是专门卖给“番鬼”的,既然是鬼佬的东西,那么华夏子孙就应该敬而远之。这种思想大有产业报国的意味,把手工与蒸汽的划分上升到了了国家民族界限,是否支持手工缫丝也就成为了一个人爱国与否的衡量标准。如果一个炎黄子孙从事机械缫丝当然也沦为了人人唾弃的“洋奴”、“汉奸”。

此外,在工匠刚刚接触机器过程中,由于技艺不够娴熟,机器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经过宣传夸大,确实让不少国人对于蒸汽缫丝心存抵触。而在当时,男女同工的行为依旧被传统观念所不齿,机械缫丝企业每家招纳女工约400余人,而男工只有100余人,男女混杂明显有悖于传统礼教,这无疑是在公然挑衅儒家士绅以及思想保守者的道德底线。

岭南地区向来最重风水,对于择地建宅的讲究也颇多,蒸汽机器平日噪声隆隆,汽笛好似鬼哭狼叫,烟囱高耸,时常会被风水先生们认为不祥之物。碰巧赶上周边某家小儿夭折、科举不中、不能生养等问题,村民们往往会把怨气直接发泄于丝厂上。

在种种妖魔化蒸汽机械的传闻声中,人们日渐开始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产生了排斥心理,甚至有了抵触情绪。

“继昌隆”引领蒸汽缫丝的潮流

其实蒸汽机械出现在广东也不过10年的光景。1872年,旅居越南的华侨商人陈启沅返回了他的家乡——广东南海县简村,携带着多年漂泊海外积蓄下来的70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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