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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大狱”加快了明治维新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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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伊直弼为首的幕府政权采取的一味强硬的手段(如不等天皇朝廷的意见,独自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以及对反对派发起安政大狱等),不但无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争取人民的理解,反而激化了矛盾、授人以柄、把自己放在了千夫所指的位置上。

此外,加上数百年来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上至天皇大名,下至黎民百姓,对幕府的统治早有怨言,此时又加上了西方侵略者的压迫,人民自然更是雪上加霜,只要倒幕派稍一挑动,很容易新仇旧恨一涌而出,把账一股脑地都算到幕府的头上去。

因此,归根结底幕府的最终灭亡还是要怨幕府自己(虽然不应当怨开国政策本身),是幕府长期的黑暗封建统治毁掉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事实上,一旦矛盾的加剧和合法性的缺失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可能除了发生奇迹之外,任何改革或是不改革的政策都挽救不了幕府了。井伊直弼的悲剧就在于当他执掌幕府大权的时候,虽然幕府表面上貌似还很强大,但这个临界点很可能已经被越过或者至少是很接近了,而他不明智的政策举措进一步确保幕府越过了这一临界点。一旦临界点被越过,幕府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改革会遭到尊攘派的攻击,而不改革,由于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最终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日本最终选择了明治维新而不是幕府维新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政府改革能不能成功,很多时候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还拥有统治的合法性,是否还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中国清末的情况其实也很相似。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要立宪,但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中国的革命者们很明智地把握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因此同盟会的纲领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矛头直指满清异族统治的非法性,然后才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仅仅是捎带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政纲。

而章太炎说得就更老实了:“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也就是说,革命与否,不是为了要不要变法,也不是为了要不要救民,而就是要干掉你。干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异族,你没合法性!这个逻辑,按今天的理性思维来看,其实是说不通的。民主共和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为什么一个满族人就不能当中国的领袖?然而,当时革命党的这一套还真就行通了。为什么?是因为满清像幕府一样,错过了改革的最后机会(从同治中兴到八国联军侵华约 40年时间),越过了矛盾加剧和丧失合法性的临界点,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再怎么改革也没用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剧告诉人们,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不是什么时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一旦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的积累越过临界点,不管这时候政府还貌似多么强大,实际上都是气数已尽了。因此,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