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硝烟弥漫的中日伪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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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末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购军需品和民用品。
9. 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指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同时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1937年返回参谋本部工作。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和活动的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三、伪造法币的成果
起初，山本、井上源先是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粗心制作了5元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并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正当山本等人弹冠相庆之际，从中国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源等因之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的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便开始在日本大量仿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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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末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购军需品和民用品。
9. 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指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同时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1937年返回参谋本部工作。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和活动的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三、伪造法币的成果
起初，山本、井上源先是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粗心制作了5元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并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正当山本等人弹冠相庆之际，从中国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源等因之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的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便开始在日本大量仿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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