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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熊先煜临终前的自述,我泪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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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赴桥上,令我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率四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须死战以争取炸桥时间,非有命令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三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这三天时间里,我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查作业进度。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黄河上爆破声隆隆,不绝于耳。

1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战士纷纷向桥头跑去。我大步赶拢,原来是战士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我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我高声念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我怆然涕下,痛呼道:“弟兄们,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还我黄河铁桥!”

战士们扬起手臂,含泪怒吼。

就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就在中华先人立下的彪炳丰功伟绩的铁碑前,我陡然感到我的心,我的双腿,仿佛被灌上了铅,变得那样的沉重……

至19日傍晚,我查知水面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寇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入水者。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江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展布开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这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们却丝毫没有通常完成战斗任务后的那种满足与欢欣。其复杂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如此浩大的工程,先人当耗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方得以建成?然数日之间,我们便将它彻底炸毁了!

蒋师长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令我拟《爆破黄河铁桥记》,以为纪念。

我神魂颠倒如痴如果鼓捣三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终至成篇。结尾一段,可谓荡气回肠:“……直至二十日晨,经晏勋甫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爆破,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遭严重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大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缔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

“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扒花园口全系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

1938年2月,新八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大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6月6日敌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委员长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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