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大英雄辛弃疾被迫当贪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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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
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
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稼轩还曾说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他的田产究竟有多少呢?
淳熙八年前，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稼轩，他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
这所庄园又有多大呢?
洪迈的《稼轩记》云：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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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
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
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稼轩还曾说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他的田产究竟有多少呢?
淳熙八年前，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稼轩，他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
这所庄园又有多大呢?
洪迈的《稼轩记》云：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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