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劳德：他深入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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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通过测试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问，“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我从没听他说过爱这个词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 但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
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会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还有那种在私人生活中谦恭的态度。”
在特劳德能接触到的生活细节中，希特勒表现出的不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诉她自己的许多个人习惯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钥匙很重，伊娃总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劳德眼中，希特勒是个爱干净、注重修饰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会洗手。
特劳德说，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对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专业驯狗师训练过的，会各种花样，会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对她说，‘唱好听点，布朗迪会像扎拉·伦德那样唱。’她就会唱出不同调子，唱出八个音阶来。”
《盲点》还录制了一些特劳德在重看采访之后的说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细节之后，特劳德说：“我现在重看我讲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对他(希特勒)的那些个性、他的整个仪态表现的观察感受，又觉得是不重要的了。因为那整个事件的结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当时对我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来，我大概不应该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细。”镜头里，老年的特劳德紧张不安地，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
“他好像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追求一个罪恶目标。对他来说，那是一些理想、一些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后来才明白这些的。在内部的小圈子里，我被屏蔽在一个妄自尊大的计划和野蛮的衡量标准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后来当我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到震惊之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是处在信息的源头，可其实，我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
采访者小心地问：“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有人对你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特劳德竭力回忆，却摇着头。“‘犹太人’这个词在每天的讲话中从来不用。事实上，希特勒只有几次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犹太主义’，‘犹太人’。”
在另一次采访中，特劳德回忆起和犹太人话题有关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记得的，这个话题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个晚上，Frau von Schirach来作客的时候。她和希特勒关系一直很好，聊天时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对他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很可怕地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走，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气，对她说，‘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这是令人讨厌的过分脆弱。’他真的发怒，说完就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Frau von Schirach也没有再被请到Berghof来作过客。当时我不在场，我想是我丈夫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在那里。”
今天回想起来，特劳德发现，“希特勒从不以人的标准来想问题，人性对他从来不是重要的。虽然他常常讲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国开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组织，可是‘个人幸福’对他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事实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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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通过测试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问，“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我从没听他说过爱这个词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 但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
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会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还有那种在私人生活中谦恭的态度。”
在特劳德能接触到的生活细节中，希特勒表现出的不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诉她自己的许多个人习惯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钥匙很重，伊娃总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劳德眼中，希特勒是个爱干净、注重修饰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会洗手。
特劳德说，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对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专业驯狗师训练过的，会各种花样，会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对她说，‘唱好听点，布朗迪会像扎拉·伦德那样唱。’她就会唱出不同调子，唱出八个音阶来。”
《盲点》还录制了一些特劳德在重看采访之后的说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细节之后，特劳德说：“我现在重看我讲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对他(希特勒)的那些个性、他的整个仪态表现的观察感受，又觉得是不重要的了。因为那整个事件的结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当时对我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来，我大概不应该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细。”镜头里，老年的特劳德紧张不安地，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
“他好像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追求一个罪恶目标。对他来说，那是一些理想、一些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后来才明白这些的。在内部的小圈子里，我被屏蔽在一个妄自尊大的计划和野蛮的衡量标准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后来当我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到震惊之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是处在信息的源头，可其实，我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
采访者小心地问：“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有人对你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特劳德竭力回忆，却摇着头。“‘犹太人’这个词在每天的讲话中从来不用。事实上，希特勒只有几次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犹太主义’，‘犹太人’。”
在另一次采访中，特劳德回忆起和犹太人话题有关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记得的，这个话题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个晚上，Frau von Schirach来作客的时候。她和希特勒关系一直很好，聊天时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对他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很可怕地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走，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气，对她说，‘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这是令人讨厌的过分脆弱。’他真的发怒，说完就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Frau von Schirach也没有再被请到Berghof来作过客。当时我不在场，我想是我丈夫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在那里。”
今天回想起来，特劳德发现，“希特勒从不以人的标准来想问题，人性对他从来不是重要的。虽然他常常讲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国开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组织，可是‘个人幸福’对他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事实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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