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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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
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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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
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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