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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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察觉，要使外商按步就班地遵守官吏制定的法律和他们的命令，最便当的方法就是通过公行。这对于总督是这样，对于广州的每一个官吏也是这样，公行成为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这种多管齐下的勒索，对行商和外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成本，更令他们对那些无规则可循的潜规则成本不可预测。
3、难以承受的勒索
1724年，行商们开始用脚投票了。大批行商为了逃避广东的苛捐杂税，转移到了福建厦门。
1727年，不堪重负的广州洋商们扬言，如果广州的官员们再不控制勒索的胃口，他们将离开广州改去厦门。这一威胁换来了粤海关的一道承诺：不课征多于正税的数额。但次年，他们就不得不接受额外的10%的从价附加税。1732年，洋人们再度抗议，并将商船停泊在虎门口外，拒绝入港，要求取消1715年后增加的所有苛捐杂税，粤海关部当即应允，但从未落实。
外商们的负担主要是三块：正税一是“船钞”，即根据船只的大小、长宽以及路程远近收税，但因为估算困难，实际操作中基本按照船只梁头的长宽为标准定税，所以又叫“梁头税”。正税二是“货税”，就是根据不同货物课税。中国的正税，即便加上4%(康熙时)、最高甚至10%(乾隆时)的附加税，比诸当时的西方诸国，依然十分低廉。
正税之外，是杂税。据Peter Auber出版于1834年的《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一书，潜规则下，每艘商船必须缴纳高达1950两银子(相当于如今39万元人民币)的苛捐杂税，虽然外商们先后在1734年、1737年、1747年、1752年、1754年、1760年等年份提交了6次抗议，全都无效。
美国当代学者Frederic Wakeman指出，海关监督的日益贪污腐化，与贸易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及鸦片自由贸易的兴起，构成了破坏经济平衡体系的三大因素(《剑桥晚清史》)。
在强大的公权力下，“奶牛”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1754年，行商中的一部分，被政府赋予了一项更严峻的任务：担任外商们的“保商”。“保商”的垄断地位得到了加强，所有外贸必须经由他们进行，其他中国商人包括行商不能染指。外商只能把货物卖给自己被指定的“保商”，并且，价格是由“保商”来确定，外商可以选择接受价格或者带着货物离开，而不能更换“保商”。
除此之外，外商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操心了。根据新的法规，“保商”必须为外商安排办公室、楼房、住所，物色仆人并替仆人们作保，过驳货物等，但行商也要为外商的“奉公守法”承担第一责任。而政府对于“保商”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为行商及外商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年后(1757年)，外商们选择港口的权利也被取消。帝国中央颁布的一道法律，确定广州是唯一的外贸港口，“它的目的是要把商人们紧密集结在一起，以便使贸易的管理和监督更加容易，尤其是使关税的征收更加方便。”(《简明英国经济史及理论》)外商们对于“一口通商”的任何抗议，都毫无结果，只能就范。“一口通商”的政策，保障了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也同时固化了有着先天致命问题的外贸及海关体制。围绕外贸而展开的腐败，日趋激烈。
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为了强化广州的“一口通商”，颁行了《防范外夷规条》，并着手恢复“公行”，以便应对集中到广州一埠的洋船。行商们此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主动贴近政府。
这次“公行”重设，将行商们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种，分别负责外洋贸易、进贡纳税和潮州福建商人货税三大板块，对西方的贸易第一次完全独立管理。
但是，这种“公行”的组织形式毕竟松散，而承担的责任又过重，10年后，当时建议开设“公行”的商人潘启，又建议关闭公行，理由是“公办夷船，众志纷歧，渐至推诿，于公无补”。这一建议，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两广总督李侍尧会同粤海关监督德魁批示：“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
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行商们分工之后，“行商责成愈专，而政府课税亦愈重”，并且在连带责任下，造成单个公司的经营风险经常被放大为全行业的风险，为数极少的“保商”们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行商倒闭破产不能完纳政府课税者续出”，不得不为行商们垫付税费乃至来自政府的其他勒索。
马士记载：“公行的行商们自然是惨受敲诈，1771年已经发现其中有很多家破产，此外还拖欠了应付给官方的款项。”为此，潘启等又用金钱开路，贿赂了李侍尧，取消了“公行”，但这笔费用最后由反对“公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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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察觉，要使外商按步就班地遵守官吏制定的法律和他们的命令，最便当的方法就是通过公行。这对于总督是这样，对于广州的每一个官吏也是这样，公行成为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这种多管齐下的勒索，对行商和外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成本，更令他们对那些无规则可循的潜规则成本不可预测。
3、难以承受的勒索
1724年，行商们开始用脚投票了。大批行商为了逃避广东的苛捐杂税，转移到了福建厦门。
1727年，不堪重负的广州洋商们扬言，如果广州的官员们再不控制勒索的胃口，他们将离开广州改去厦门。这一威胁换来了粤海关的一道承诺：不课征多于正税的数额。但次年，他们就不得不接受额外的10%的从价附加税。1732年，洋人们再度抗议，并将商船停泊在虎门口外，拒绝入港，要求取消1715年后增加的所有苛捐杂税，粤海关部当即应允，但从未落实。
外商们的负担主要是三块：正税一是“船钞”，即根据船只的大小、长宽以及路程远近收税，但因为估算困难，实际操作中基本按照船只梁头的长宽为标准定税，所以又叫“梁头税”。正税二是“货税”，就是根据不同货物课税。中国的正税，即便加上4%(康熙时)、最高甚至10%(乾隆时)的附加税，比诸当时的西方诸国，依然十分低廉。
正税之外，是杂税。据Peter Auber出版于1834年的《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一书，潜规则下，每艘商船必须缴纳高达1950两银子(相当于如今39万元人民币)的苛捐杂税，虽然外商们先后在1734年、1737年、1747年、1752年、1754年、1760年等年份提交了6次抗议，全都无效。
美国当代学者Frederic Wakeman指出，海关监督的日益贪污腐化，与贸易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及鸦片自由贸易的兴起，构成了破坏经济平衡体系的三大因素(《剑桥晚清史》)。
在强大的公权力下，“奶牛”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1754年，行商中的一部分，被政府赋予了一项更严峻的任务：担任外商们的“保商”。“保商”的垄断地位得到了加强，所有外贸必须经由他们进行，其他中国商人包括行商不能染指。外商只能把货物卖给自己被指定的“保商”，并且，价格是由“保商”来确定，外商可以选择接受价格或者带着货物离开，而不能更换“保商”。
除此之外，外商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操心了。根据新的法规，“保商”必须为外商安排办公室、楼房、住所，物色仆人并替仆人们作保，过驳货物等，但行商也要为外商的“奉公守法”承担第一责任。而政府对于“保商”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为行商及外商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年后(1757年)，外商们选择港口的权利也被取消。帝国中央颁布的一道法律，确定广州是唯一的外贸港口，“它的目的是要把商人们紧密集结在一起，以便使贸易的管理和监督更加容易，尤其是使关税的征收更加方便。”(《简明英国经济史及理论》)外商们对于“一口通商”的任何抗议，都毫无结果，只能就范。“一口通商”的政策，保障了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也同时固化了有着先天致命问题的外贸及海关体制。围绕外贸而展开的腐败，日趋激烈。
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为了强化广州的“一口通商”，颁行了《防范外夷规条》，并着手恢复“公行”，以便应对集中到广州一埠的洋船。行商们此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主动贴近政府。
这次“公行”重设，将行商们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种，分别负责外洋贸易、进贡纳税和潮州福建商人货税三大板块，对西方的贸易第一次完全独立管理。
但是，这种“公行”的组织形式毕竟松散，而承担的责任又过重，10年后，当时建议开设“公行”的商人潘启，又建议关闭公行，理由是“公办夷船，众志纷歧，渐至推诿，于公无补”。这一建议，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两广总督李侍尧会同粤海关监督德魁批示：“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
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行商们分工之后，“行商责成愈专，而政府课税亦愈重”，并且在连带责任下，造成单个公司的经营风险经常被放大为全行业的风险，为数极少的“保商”们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行商倒闭破产不能完纳政府课税者续出”，不得不为行商们垫付税费乃至来自政府的其他勒索。
马士记载：“公行的行商们自然是惨受敲诈，1771年已经发现其中有很多家破产，此外还拖欠了应付给官方的款项。”为此，潘启等又用金钱开路，贿赂了李侍尧，取消了“公行”，但这笔费用最后由反对“公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