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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嗣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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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玄宗已陷于穷兵窦武的迷狂,哪里听得进逆耳之言。史载:“上意不快。”

这时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石堡城。玄宗立即批准,并诏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而出兵,但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李光弼因此进言于忠嗣:

“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授之而不立以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盈,何惜数万 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

“(大夫因为珍惜士卒的生命,所以不想成全延光的功劳,虽然您接受了诏令,实际上是破坏了他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说昵?现在您以数万兵马出战,却不悬以重赏,这怎么能鼓起士卒的勇气昵?大夫的库房里有的是财帛,何必吝啬万段的奖赏,以此堵住谗言之口昵?)”

王忠嗣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命易一官乎!”

(现在我们拿几万士兵的生命去争夺一城,得到了它,不足以制服敌人,失掉了它,也不会有害於国家。所以,我王忠嗣不想这样做。现在为此事即使受到皇上责罚,不过就是当一个金吾、羽林将军,返回宿卫京师;再不然的话,也不过贬为一名黔中上佐而已。我怎能忍心拿数万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官职呢!)

李光弼道歉说:“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刚才是因为怕连累大夫,所以大胆地直言相劝。现在我明白了,大夫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榜样,我李光弼又有什麽可说的呢!)

于是,李光弼恭恭敬敬地退出。光弼为忠嗣所提拔,他这样做也确实是为王忠嗣着想。

由于得不到王忠嗣的有力支持,唐军强攻未果,使得董延光怨愤不已,便将责任推到王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

此前,宰相李林甫因为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他入朝为相,威胁自己的相位,也非常忌恨他,以至“日求其过”。

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与李林甫内外勾结,阴谋反叛。一次安禄山假称要抵御外族入寇,筑雄武城,大量地贮藏武器。又请王忠嗣率部下来帮助筑城,打算趁机将他的兵马留下。但王忠嗣却先期到达,没有见到安禄山便返回了。此过这次事件,王忠嗣察觉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此后便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反叛,更加引起李林甫的忌恨。恰好这时石堡城之事传来,李林甫乘机让济阳别驾魏林上书告发王忠嗣说:“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

玄宗闻讯大怒,便将王征入朝中,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共同审问。三司会审后,王忠嗣被判死刑。

当时哥舒翰也被征入朝,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玄宗对他十分赏识。哥舒翰入朝时,有人劝他多拿一些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

于是就只身背了一个包裹入朝。当得知王忠嗣被判死罪,哥舒翰坚持认为王忠嗣冤枉,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走入宫后,哥舒翰随后叩头,声泪俱下,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最终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天宝八年(749年),王忠嗣病逝,终年四十五岁。同年哥舒翰奉命率军攻打石堡城,果不出王忠嗣所言,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占领石堡城。

王忠嗣的冤死对大唐王朝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死后仅6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同时导致了西域的丢失。从这次失去西域以后的1000年间,汉族政权再也没有掌控过这片土地。有论者认为,如果王忠嗣不被贬黜,安史之乱就没有爆发的可能;如果王忠嗣不早死,而重新被重用,安史之乱也不过是一场瞬间既逝的闹剧而已,盛唐的局面有可能延长50-100年。信哉,斯言!

《孙子兵法》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爱惜士兵,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孙子兵法》所设立的这一标准是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这一军人通则相悖的。而这也正是孙子超越古今军事家的伟大之处。这样一种人本、人道主义情怀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所难以具备的。以这样的标准遍观中外名将,达标者不多,见于史册者恐怕也就王忠嗣一人而已。拥有王忠嗣这样伟大的军人,应当是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军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