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可遇不可求的“毕生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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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伙伴，“对我来说，雅库波娃现在是个陌生人。说实话，我不能接受她的婚姻(与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Konstantin Takhtarev的婚姻)。”
亨德森说，列宁唤雅库波娃“Lirochka”。在多年后写给她的信中，列宁写道，“恰好在给您的信里不得不常常谈到斗争(笔头上的)，这也许很不合适。但是我认为，我们昔日的友谊使我不能不采取这种完全直率的态度。”信件收录在《列宁全集第44卷》中。
1908年，雅库波娃和丈夫回到圣彼得堡，但是据亨德森说，之后他们的遭遇无人知晓。据悉，最后一个熟知她的人叫Takhtarev，1924年他形容雅库波娃是“我无私的朋友，为了解放劳动事业高尚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亨德森写道，“可能是由于列宁或者克鲁普斯卡娅的命令，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这位工农联盟的重要成员没有被写入历史。她去世的时间大概在1913年至1917年之间。”
同时代的人称雅库波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聪明、坚定、果断并且非常真实。” 亨德森说，“就像其他很多被从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中除名的人一样，雅库波娃应该得到迟来的认可。”
据悉，亨德森的研究论文在2016年12月刊的同行审议杂志《俄国革命》(Revolutionary Russia journal)上发表。
【附：列宁写给雅库波娃的信】
致阿·亚·雅库波娃10月26日
昨天收到您10月24日的来信。依照您的请求，我马上回答您。
我现在不能把信转去(指转给普列汉诺夫)，因为按我现有的地址，我不能用夹带的方法，而只能用化学方法写信，但是我没有时间用这种方法把信转抄一遍。昨天我已把信的要点写信告诉了收信人，希望不久就把信的全文通知他。或者您把信用化学方法抄在未装订的书里，那我就可以马上转给他。
我将把地址通知给姐姐，因为她9月间没在巴黎，所以你们未必能同时在那里。我想您已按照我给您的地址给她写过一封短信了。
现在来谈正事。
您的来信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除了通知地址和叫我转交东西以外，信里就只剩下了责备——实际上纯粹是不加任何解释的责备。您的这种责备几乎到了挖苦人的程度(“您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俄国工人运动呢，还是有利于普列汉诺夫?”)，不过，我当然不打算和您互相挖苦。
您责备我“劝阻了”他(指列宁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您把我的话表达得极不确切。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写得这样绝对和肯定。我写道：“目前我们难于提出意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预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决定。应该弄清楚什么，我的信里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报》是否真正有了“转变”(像通知我们的那样，像我们有权根据你们建议普列汉诺夫参加这一点所推论的那样)和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对于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您却只字未提。
我们认为，《工人思想报》是一个同我们有着严重分歧的特殊派别的机关报，这您是早就知道的。几个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为这个派别的机关报工作;很明显，既然我们自己都这样做，我们自然建议别人也这样做。
但是，《工人思想报》“转变”的消息使我们很“为难”。真的转变了，就能大大地改变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了解转变的详细情况，而您对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也许您认为，在您给朋友(指尔·马尔托夫)的信中已经答复了我提出的关于转变的问题?也许您认为，既然给普列汉诺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写的，您给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编辑部的看法的正确反映?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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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伙伴，“对我来说，雅库波娃现在是个陌生人。说实话，我不能接受她的婚姻(与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Konstantin Takhtarev的婚姻)。”
亨德森说，列宁唤雅库波娃“Lirochka”。在多年后写给她的信中，列宁写道，“恰好在给您的信里不得不常常谈到斗争(笔头上的)，这也许很不合适。但是我认为，我们昔日的友谊使我不能不采取这种完全直率的态度。”信件收录在《列宁全集第44卷》中。
1908年，雅库波娃和丈夫回到圣彼得堡，但是据亨德森说，之后他们的遭遇无人知晓。据悉，最后一个熟知她的人叫Takhtarev，1924年他形容雅库波娃是“我无私的朋友，为了解放劳动事业高尚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亨德森写道，“可能是由于列宁或者克鲁普斯卡娅的命令，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这位工农联盟的重要成员没有被写入历史。她去世的时间大概在1913年至1917年之间。”
同时代的人称雅库波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聪明、坚定、果断并且非常真实。” 亨德森说，“就像其他很多被从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中除名的人一样，雅库波娃应该得到迟来的认可。”
据悉，亨德森的研究论文在2016年12月刊的同行审议杂志《俄国革命》(Revolutionary Russia journal)上发表。
【附：列宁写给雅库波娃的信】
致阿·亚·雅库波娃10月26日
昨天收到您10月24日的来信。依照您的请求，我马上回答您。
我现在不能把信转去(指转给普列汉诺夫)，因为按我现有的地址，我不能用夹带的方法，而只能用化学方法写信，但是我没有时间用这种方法把信转抄一遍。昨天我已把信的要点写信告诉了收信人，希望不久就把信的全文通知他。或者您把信用化学方法抄在未装订的书里，那我就可以马上转给他。
我将把地址通知给姐姐，因为她9月间没在巴黎，所以你们未必能同时在那里。我想您已按照我给您的地址给她写过一封短信了。
现在来谈正事。
您的来信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除了通知地址和叫我转交东西以外，信里就只剩下了责备——实际上纯粹是不加任何解释的责备。您的这种责备几乎到了挖苦人的程度(“您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俄国工人运动呢，还是有利于普列汉诺夫?”)，不过，我当然不打算和您互相挖苦。
您责备我“劝阻了”他(指列宁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您把我的话表达得极不确切。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写得这样绝对和肯定。我写道：“目前我们难于提出意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预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决定。应该弄清楚什么，我的信里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报》是否真正有了“转变”(像通知我们的那样，像我们有权根据你们建议普列汉诺夫参加这一点所推论的那样)和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对于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您却只字未提。
我们认为，《工人思想报》是一个同我们有着严重分歧的特殊派别的机关报，这您是早就知道的。几个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为这个派别的机关报工作;很明显，既然我们自己都这样做，我们自然建议别人也这样做。
但是，《工人思想报》“转变”的消息使我们很“为难”。真的转变了，就能大大地改变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了解转变的详细情况，而您对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也许您认为，在您给朋友(指尔·马尔托夫)的信中已经答复了我提出的关于转变的问题?也许您认为，既然给普列汉诺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写的，您给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编辑部的看法的正确反映?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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