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禁止嫖娼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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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自隋唐起，扬州的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时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于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由于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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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自隋唐起，扬州的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时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于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由于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禁娼才变成了现实。